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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末的一个中午，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还未开口说话，先是一串女人的笑，笑声像泉水一样清澈，比蓝天白云更爽朗。我问：“你是谁？”对方回答：“我是和你一块儿演戏的刘红芳，一队的，还记得吗？”我仿佛能看见对方等着我回答的笑盈盈的脸庞。她的名字即刻把我带回四十多年前。我说：“记得，记得，在我的记忆里你还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模样。”她说：“不是小姑娘了，是小姑娘她奶奶了。在我的记忆里，你也是二十岁的小伙子，瘦瘦的，头发乌黑，脸白白的。”我笑着说：“也不是小伙子了，是小伙子他爷爷了。”没想到，四十多年未曾见面，刘红芳的笑声依旧像她演戏时一样年轻，纯粹，由衷。 四十多年前，我和刘红芳一同在我们陵头大队文艺宣传队排练演出，扮演过许多角色。那些日子，那些人物，腊月里彻夜难眠的排练，正月里紧张的演出，给我的记忆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初中毕业后，因为出身原因，我不能被推荐上高中，也不能参与招工或参军，只能当农民了。那时候，毕竟才十六七岁，先是茫然，继而失望，在时间的碾轧下，连失望也粉碎为一地残渣，只剩下了麻木。这时候，大队书记叫我去参加文艺宣传队。能叫我这样的人参加生产大队里的文艺宣传队，我既吃惊，又感激，便一口答应了。大队里的书记可能听说我读初中时演过文艺节目，才叫我去的。在后来的那几年里，一进腊月，社员们开始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地平整土地，而我们宣传队里的三十几个人则在大队会议室对台词，练唱腔。我们围在用煤油桶子做的热烘烘的火炉子边对台词的时候，水利工地上的社员们脱去棉衣，正在拉着架子车奔跑，他们每天至少要完成五方的土方量。一些生产队长虽然对我们有意见，却毫无办法。那时候，有个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在温暖的房间里排戏就是“抓革命”的需要，而水利工地上劳动的社员就是“促生产”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分派给我的角色不是被文艺界定义的“中间人物”，就是反派人物，如“样板戏”中的刁德一就是我演的。我们的导演是岐山县人民剧团的演员郭老师，谁演什么角色，由他说了算。好多年后我才知道，红遍全国且红了好些年头的一个喜剧明星，当年就是从生产大队里的文艺宣传队走出去的。我就想，如果我当时一直这样演下去，如果我有人提携，也许，我也会成为明星的——然而，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存在，只有现实。生活分派给我的角色只能是昙花一现，在人生的舞台上，我的表演生涯不会长久的。 虽然没有做成职业演员，我仍然很感激那个舞台。因为，舞台改变了我的性格，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经历了一番痛苦之后，变得像演员一样开朗了。那时，我们村像我一样的同龄人有人因为压力太大自杀了，而我似乎毫无压力，无忧无虑。年过六十，我总结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明白了：我在演戏时，是演给村民们看的，也是演给自己看的。人在戏中，如果太入戏，就会变为戏中人，把生活也作为戏来对待的。这样，许多事也就看得开了。那些腊月和正月里的排练和演出，改变了我，使我难以忘却。 我之所以牢记着刘红芳，是因为，我和红芳一同演出一出戏——这出戏，是我写的，也是我和红芳几个年轻人演的。每年春节时，县政府要求每个村拿一出自编自演的剧目去参加县里的汇报演出。我们的那出戏，在评比中得了三等奖。我还记得，当年的那些小姑娘、小青年为能在县剧团的舞台上演出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1976年，大队文艺宣传队解散了。几年以后，和我一同演戏的几个漂亮姑娘先后结婚了。我们再也难得见一面。从刘红芳的电话中我听得出，她依旧怀念那些热烈的腊月和正月。可是，那些腊月和正月过后，我的性格变了，变得不再开朗了。不要说再演戏，就是在单位里的聚会上，我连一首歌也不唱了。现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同事们没有人知道，冯积岐还演过戏。生活会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