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是地包天，随着身体的发育，下颌骨越发地前突。我多次跟母亲提过，母亲还是那个态度，先是说着“没有啊我看不出来啊”，后来说“地包天也没什么，妈妈就觉得你很可爱啊”，我霍地站起来指着自己的脸说：“可爱？你认为这是可爱？”
两周之后母亲带我去见了牙医，我躺在检查台上，听见母亲的高跟鞋正不安地叩着地。我一张嘴医生就皱起了眉头，啧了一声，转身问，孩子多大了？母亲愣了一下，说，年底就十八了。
十八……医生捏着我的下巴又看了几眼，摇了摇头。这也太晚了，像她这样的病例，我们都是从刚换牙三岁左右就开始做，这也太晚了……
母亲那边赔了个笑脸，说这以前不是没觉得是问题嘛。
我躺在那里，听着那句“太晚了”，心里就开始湿漉漉地难过。
医生看看我，说，她这个下巴在不断生长，现在已经开始往左偏了。如果早治疗的话是不会这样的。得做手术——医生伸手在自己的下巴上比画了一下——把这后头的骨头切下来一块，脸形才能有所改善。
我已经不敢看母亲了。这时母亲艰难地开口了，那，手术大概要多少费用？
其实我和她一样，最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一经她问出口，我心中躁郁的气体便又多了一分。
至少，四五万吧。牙医发话了。
母亲哦了一下，低下头去。随即又抬起头说，那现在做矫正是完全没用了吗？
医生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可以这么说。
后面的话我都听不见了，只觉得牙医诊所里可恶的冷气都伴随着那难闻的干燥的味道一齐疯狂地涌进了我的口鼻、耳朵，甚至眼睛，不然我怎么会觉得视线一片模糊。
走出诊所的时候太阳还是很大，我抬手一看表，正是地表温度最高的午后两点。母亲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最终走上前拉住了我的胳膊。
几乎是下意识地，我扭开了。母亲愣了一下，从包里拿出伞撑在我们的头顶。太阳太大了，我听见她小声嘟囔着，来，靠近点，别被晒着了。
我在心里嘲笑她明显的企图，绝不妥协地朝伞外迈了一步。母亲又把伞靠过来，再次试图挽我的胳膊。等妈有钱了——她的声音因为坚定甚至有些颤抖——我们一次性做好它。
我还是甩开她的手，开始大步向前走。母亲小跑地追上来，说，不理妈啊？妈知道，是妈耽误你了，对不起啊宝贝。我死死地咬着嘴唇，克制着它们此时没出息的抖动，我知道我现在随时可以哭出声来。但我还是强撑着冷笑了一下。我说还要等你有钱了，那可真得等到下辈子去。
母亲不说话了，她的尊严也到了极限。我们正往车站走，她却突然在我身后说了句“我饿了”，我跟着她拐进了旁边的一家便利店，挂着万分不耐的神情站在门口等她。然而我看着她，渐渐就于心不忍了。
我的母亲站在拥挤的货架间，有些茫然地挑选着商品。我忍不住了，走上前去，站在她旁边，尽管仍隔着几个肩膀的距离。就快轮到她结账了，她突然扭头对我说，宝宝，帮妈妈去拿两罐王老吉，忘买水了。我愣了一下，指指她怀里唯一的商品，说，妈，这不是水嘛。母亲一低头，说哦，我买了啊。你还是去拿吧，我想喝。
我没有说话，转身走向冰柜，却发现迈动步子变得越发困难。我似乎在无意间强制性地逼出了母亲最难堪的一面，又因为这其中与我的相似之处而感到难以言喻的悲哀。结账之后我发现母亲买了咖喱鱼丸，就是这家便利店的招牌小吃，但平日却因它的价格而从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账单里。
招待台上有酱料，母亲却看也没看就拿起一瓶开始往鱼丸上倒。我叫住她，妈，那不是番茄酱，是辣椒。母亲不吃辣，这我是知道的。母亲这才醒过来了似的，看着大半的鱼丸已经染红。然后我看见母亲试图用竹扦将鱼丸上的辣酱抹掉，手却一抖，碗也歪了，碗里的东西洒了一半。我看着那些肉丸子沿着桌子边缘骨碌碌地往前滚，一路留下淡黄色的油渍。我很少见母亲这般笨拙的样子。她仿佛整个人都缩了起来，一瞬间苍老下去。我转过身，快步跑开，眼泪终是滂沱而下。
我站在拥挤的货架间，站在食物间，心中再次升腾起那种进食的欲望。我想把那些巧克力、饼干、面包、牛奶、糖果甚至袋装咖啡通通从架子上扯下来然后塞进嘴里。
我想任凭它们将我淹没好让我忘记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我两腿发软地在食物的包围中瑟瑟发抖，没有丝毫的勇气转过头去看母亲一眼。
我想起中考完后，面对那样的落差我几乎崩溃。母亲尽可能地陪着我，甚至可以因为我的一通电话就直接打的回家。后来因为不习惯新学校，她到处跑关系，送烟送酒就为了帮她不争气的女儿求来一个转学名额。我想起她和父亲分手的那段时间，她带着我跑房产中介，卖房子，又找新房子，一个人上下打点。还有她所在的公司倒闭以后，她每天在家里上网，找各种活干，每天下午等我回家跟我汇报成绩。她干过淘宝，想过做个体，发了无数简历，而那个时候陪着她的，只有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而已。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母亲是不会被打败的。她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强人，绝不会像我那样，那么没出息，企图用食物来逃避心中的躁郁。我以为她不会。
然而她现在就站在我身后，以一个我从未察觉出的软弱的姿态。我突然惊恐地发现我的心里居然盛满了又酸又涩的怜悯，像被放进了一口煮开的锅子，正亢奋又积极地向外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