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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邮是我爱好中的“童子功”。在我林林总总近五十册邮集里，信销邮票占了较大比例。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升小学四年级，我就奋不顾身地跨入了集邮行列。我家出了弄堂口，马路对面就是上海滩非常有名的、被称为上海“三大家”的伟民邮票社。邮票社所在的弄堂口挂了两只装邮票的长镜框，里面玻璃柜台上，放着一大叠邮册，供人随手翻阅。当年那里每逢星期天人山人海，经常可拾得被踏掉的鞋子。邮社所处的市口非常优越，而我就这样被“优越”成了准邮迷。
那时，大家都以集信销票为主，一两分钱就可淘一张低面值的邮票，三十分以上、品相好的高面值信销票很少，但一角左右就可搞定。像我这样背着书包的小学生集邮者很多，大家在邮社的弄堂里挤来挤去，装出“老茄”的样子，互相翻看、欣赏随身携带的邮册，小心翼翼地询价。此时，口袋里只要有一两角钱，就可快乐一下午了。邮社内外邮迷多得像潮水，可声音并不“潮水”，差不多也算“雅集”。我的许多信销票就是这样“雅集”成套的，如《菊花》《牡丹花》《黄山》等，更早一点的如十八张一套的《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这样一张一张集全的。伟民邮票社有袋票买，五分、一角一袋，装在半透明的纸袋里，每袋约有十张信销票，这些邮票都是老板从邮迷手中收进，然后打包出售。袋票都“打闷包”，我的运气好，节省早点心的钱买袋票，一次正巧买到所缺的黄山邮票，高兴得像中大奖。
集信销票的另一重要途径是从来往的信封上取下邮票。所以我特别注意邻居间往来的信件，几乎每天都去侦察邮箱，一看到有心仪的邮票，必死缠烂打，非把它搞到手不可。邻居间亲如一家，见怪不怪，邻家伯伯甚至鼓励我成为小小集邮家。
不过，记忆最深的还是与整版猴票失之交臂，却耿耿于怀一张信销猴票的“事件”。第一套生肖票庚申年猴票问世时，我已在上海石化工作，思南路邮局卖邮票的营业员建议我多买几张。但以集信销票为主的我，硬是坚持己见，极其失策地只买了两张。庚申年为金猴年，这张宝贵的邮票由中央美术学院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原画，于1980年2月15日发行，开了我国生肖邮票之先河。当年，我将这两张猴票中的一张，端端正正地贴在信封上，寄给在崇明务农的大哥，在信封后千叮咛万嘱咐：请把邮票寄还给我。大哥如期寄回来信销猴票，被保存了七八年，后来转送给了另一位非常喜欢它的邮友。
当年，在我家附近的南昌路上，还有家私人的华外集邮社，沿马路一开间门面，一张大柜台里放置了各国邮票。华外与伟民最大的不同是，外面马路上没有里三层外三层的邮票交换者，一切交易都像在静悄悄中完成的。
那些年，我的小舅舅在附近比乐中学读高中，当得知我和哥哥喜欢集邮时，曾几次带我们去南京路集邮公司欣赏邮票。他抠出零花钱，为我们买了几套新邮票。很多年过去了，斯人已逝，买给我们的邮票仍完好无损。每当我打开邮册，欣赏这些邮票时，总会想起小舅舅温暖的大手牵着我们的手，去邮票公司欣赏、购买邮票的情景。睹物思人，几多思念、几多愁，都留在了邮票的方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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