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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荒，过年前，生产队上要干两件大事：一件是在村口用水浇筑几盏冰灯，另一件是杀一头猪——一半卖给老乡，一半留给知青过年。一般人对猪肉比对冰灯要感兴趣。平常日子里，除了庆祝麦收和豆收，很少杀猪，年前杀猪成为我们二队的节日，大家会围上去，像看一场大戏一样看热闹。 杀猪是个技术活儿，也有愣头青的知青曾跃跃欲试，队上的头头都没允许——别的活儿可以试，杀猪不行，一刀捅下去，猪要是不死，挣扎出捆绑的绳子，跳了出来，到处乱窜，劲头儿比发情的公猪还要无法想象，弄不好会伤人的。 所以，我们知青从来只是围观。年年杀猪，都是由队上一个外号叫做“大卵子”的副队长一人坐镇。他长得人高马大，此刻更是威风凛凛，胸前系着黑色胶皮围裙，手持一把牛耳尖刀，一刀下去，猪立刻毙命——那劲头儿，总让我想起《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有时也会觉得，有点儿像《水浒传》里卖刀的杨志。这要看“大卵子”当时的表现而定，如果是英气逼人，就像杨志；如果是牛皮哄哄，就像胡屠户。不管什么样的表现，每年杀猪都会赢得满堂彩，这算是过年仪式最盛大的揭幕。 这一年，年前杀猪，闹出一桩事。 刀起刀落之间，“大卵子”麻利儿地将一头猪杀完，又吹气剥皮，滴血剔骨，割下猪头，剁下猪脚，再掏干净下水，最后，将一开两扇的猪肉摊在案板上。这一系列的活儿，没有什么停顿，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是“大卵子”最得意的时候，横陈在案板上白花花红艳艳的猪肉，就像是他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让他非常有成就感。他的注意力在刀上，他眼角的余光却散落在人群中，他要的就是人们那张大嘴巴的惊讶和啧啧的赞叹。这时候，他俨然就是舞台上的主角，收获着台下观众的目光和掌声。 就在“大卵子”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彼此的身上和案板上的猪肉的时候，割下来的那个还在滴着血的猪头，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大卵子”清点案板上下的战利品，才发现刚才放在案板下面的猪头不翼而飞，只剩下一摊渍渍的血迹。 一连几天，队上的几个头头，开始分头行动，寻找猪头。知青宿舍，老乡家里，豆秸垛中，场院席下，树窠子里面……角角落落，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一个那么大的猪头，显山显水，能藏到哪里呢？它横不是藏在哪个知青的被窝里吧？队上头头发狠地说。 队上的头头没有找到猪头，却认准一定是知青干的好事。这个判断，当然是没错的。不是知青，老乡谁也不会为一个猪头冒这个风险。一年，吃不着几回肉，馋得有的知青半夜里偷老乡家的狗，活生生杀掉，放上辣椒和大蒜，加上点儿盐，炖一锅吃——这不仅是我们一个生产队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队一个上海知青，用弹弓打麻雀或趁着夜色掏鸟窝，架起火烧鸟肉解馋，也是前有车后有辙的。知青们当然都盼着过年杀猪呢，偷猪头是早就想好的事情：等着时过境迁后，半夜到猪号那口烀猪食的大柴锅前添半锅水，烀一锅烂猪头肉，美美地就着烧酒下肚呢。 一个外号叫做“野马”的北京知青，像是盗御马的窦尔顿一样，成为这次盗猪头的主角。 盗完猪头之后，他早料到队上不会善罢甘休，肯定要追查，所以，未雨绸缪，他把猪头藏在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地方，然后，装作无事人似的，任队上几个头头走马灯似的到处乱找，自己坐看云起云落。 找了一周遭，没找到猪头，队上的头头气炸了，开大会宣布：如果年三十之前，把猪头交出来，既往不咎；如果不交出来，一定追查到底，一定要给偷猪头者严厉的处分。迫于压力，很多原来想共享猪头的知青，开始松动了，纷纷劝“野马”，算了，别为了一个猪头，挨一个处分，塞在档案里，跟着你一辈子，不值当的。 从开始的“盗”到后来的“交”，都是出自我们这帮知青之口，风吹一样，舆论一边倒。最后，“野马”交出了猪头。他把“大卵子”带到猪号前那口深井前。那口井有十几米深，井口结起厚厚的冰层，像座小火山，又陡又滑。“大卵子”杀猪行，爬井口这厚厚的冰层，很笨，跌了好几个跟头。猪头被“野马”藏在了井下。拽上来的猪头，冻得梆硬，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雪白雪白的，水晶一般，晶莹剔透，美过容似的，阳光下的猪头比村口那几盏冰灯更闪烁动人。 这一年春节，“野马”藏在井下的猪头，成为队上人们饭前的开胃菜和酒后的谈资，成为这一年春节特别出彩的节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