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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对相邻叔辈们的称呼都是叫某爸爸。姓张的叫张爸爸，姓王就叫王爸爸。 任爸爸比我爸年龄略小，他家紧邻我们小院隔壁。偶尔遇到，叫一声任爸爸，但他爱理不理。后来，就很少主动与他打招呼。他家后门外有一个小花园，种了一些花草和小树。中间有个水池比乒乓球桌稍大。我和小伙伴们常偷跑进去，爬在水池边上，俯瞰池中水草间游动的金鱼。有时把手伸进水里，幻想捞一条游到近前的红色小鱼。偶尔任爸爸看到，就声色俱厉一通呵斥将我们赶走。 在我们心中，他就是一个倔脑壳。 那年秋天，抄家的“风暴”席卷全城。 顺城巷突然热闹非凡。那时我上小学，中午回来，见任爸爸门前围好多人。任爸爸夫妇弯腰站在高高的木凳上，他双手提着一张很大的白纸，上面粗大的毛笔字：历史反革命分子、伪校长任从书。任爸爸两眼似睁似闭，脸上有抓痕，衣着凌乱。木凳周围的地上摆满从他屋里抄出的日用物品和书籍。 我们小娃儿当然不明白任爸爸怎么变成坏人了，当时心里只是想，要是又去捉金鱼他还会不会大声吼我呢？ 突然我的头顶被敲了一下，后领子被人用力拽住。回过头见我妈在身后。我只好悻悻地跟妈回屋里。她压低声音说，那有啥子好看的？要是我早一年和你爸结婚，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被弄来挨斗。她的语气里充满同情与无奈。 我们家成份也不好，我爸已去世。所幸的是我妈和爸结婚两年多就解放了。按政策规定，如果结婚三年以上，我妈以前出身的贫民家庭就无效了。 揪斗任爸爸夫妇的行动持续了好几天。 不久，任爸爸的手臂上戴了白袖章。他和小组其他两个管制分子一起，打扫那些公共区域的卫生。我们顺城巷与老城墙之间有一条壕沟，旧城区很大部分下水道的废水都从城墙下面那个硕大的排水口流出，然后通过这条壕沟排向州河。他们的任务也包括随时保持这条一百多米长壕沟的清洁和畅通。要是遇到一场大雨，那些被大水冲出的泥沙瓦砾就会将壕沟填平，他们又得重新理出一道沟来，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那时我们小孩子都会站在高高的保坎上，看任爸爸带着另两个五类分子在壕沟下面劳作。 听大人说，任爸爸解放前做过校长。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任爸爸是一个灰匠。最初我们这一带居民家中从烧木柴改为烧煤炭，那带烟囱的煤炭灶都是他打的。再后来，全城掀起节能煤炭灶热，那些茶馆旅馆餐厅及各单位食堂的节能煤炭灶差不多都是出自他手。他就是靠这个手艺养活家人。 手艺虽好，也难免出事。那一年，给街道企业修一个烘房。街道当然有权力召集本街道的几个五类分子去做事。虽然也付工资，但绝不允许讨价还价。 砌烘房烟囱时，下面打杂的一个姓崔的五类分子，给架上的任爸爸递灰后，没放稳的人字梯倒下来，差不多就砌到房顶的烟囱被砸垮。当时已过了下班时间，烘房就他们两人。任爸爸是想将就把那点活干完才下班。 响声太大，自然惊动了值班的干部。那人不问青红皂白把任爸爸狠狠吼了一通，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那个肇事的坏分子吓得脸色煞白，哪敢吭声。要知道那个特殊年代，像这种事情说小点是事故，说大点就是搞破坏，以他们的身份，可以定一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而坐牢。 任爸爸从架上下来，也不分辩，边收拾那些砖头边说，垮了又重砌吧！烟囱垮了也不是没遇到过。就因为他的这个态度，让现场的街道干部心里不舒服。 第二天，街道企业召开了现场批斗大会，任爸爸咬定是自己技术出错，没砌端正，造成烟囱垮塌。好在很多人都认为这种事很常见，加上工期要紧，所以，没有再进一步追究这事。 若干年后，姓崔的五类分子平反后，提着东西来看望任爸爸，才说出当年事情的真相。 渐渐的任爸爸老了，但他还是很早起床去打扫公共卫生，他说话的声音依然很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都在为冤假错案平反。他自己认为解放前做校长，那也是职业而已，没有做过反革命的事。 他的家人开始为他纠错平反的事奔波，经过多方努力，跑遍了公检法司及政府相关部门，没有查到任何有关任爸爸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档案材料。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任爸爸是一个假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所受的屈辱和伤害，及家人受到的牵连都是不该发生的。 所以，平反也就无从说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