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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师们从条件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们的一份独特命运；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命运得以改变，是深得福泽的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宁夏，尤其是西海固地区，曾经有一批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支边者，当过我们的老师。越是岁月流逝，越是回头打量，越是能深切感知到这份经历之于我们的要紧和不可或缺。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份力量的参与，西海固地区的教育，其底蕴、其高线都会大受影响、大打折扣，不夸张地说，就好像房子被抽去了梁柱那样。老师们从条件最好的地方来到我们这里，应该说，是老师们的一份独特命运；然而他们的到来，却让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命运得以改变，是深得福泽的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的。 这样的老师，耳提面命教授过我的，就有四位，这里且说说佟老师。 佟老师，名学猛（我觉得就老师的性情讲，应该叫学孟才合宜），北京人。当时我刚刚在宁夏海原县上中学，佟老师被从乡下中学擢拔上来教授我们。虽然在我们这里已经多年，但佟老师一眼看上去还是大地方人。佟老师常年穿一件蓝色涤卡上衣，四个兜的，总是平平展展，好像兜里从来就没有装过什么。衣服都洗得有些发白了，但穿在佟老师身上，合宜而气派，倒是比新衣服多出一种味道和气息来。 初中三年，佟老师当过我们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生物老师，还是学校动植物兴趣小组负责人，带领我们上山采集各种蝴蝶标本和植物标本，并且负责学校的普通话兴趣小组，于是就有一个同学在自治区普通话大赛中获奖了。当该同学诵读契诃夫《变色龙》的声音从好几个大喇叭里传出来时，给乡音浓重的我们的触动真是太强烈了。佟老师的板书是一代代学生深刻又美好的记忆，并非矫情，佟老师的板书让你不舍得擦去。但是实际上佟老师用心写出的板书都被擦去了，一一数下来会有多少？就像深山无人处自开自谢的花儿一样，想起来真有些可惜。 少年时期的印象总是深刻而又顽固的。后来同学聚会，说到佟老师的气定神闲和诸事皆能，大家都由衷感慨。他竟然还带过我们体育课。在体育课上，佟老师忽然打起倒立，那时候佟老师大概近五十岁了。记得他打倒立时，胳膊有些抖颤。他走路的时候总是一步一步稳稳地踩出去，好像没有任何事能打乱他的步履，好像没有任何事值得他变化一下走路的节奏和速度。 退休后，佟老师就回北京去了。因人事关系在宁夏这边，所以有时佟老师会回宁夏来，于是一帮子同学就互相周知，和佟老师见一面。和佟老师见面成了同学们见面的一个由头。但是有一年佟老师回来，大家在一起聚会时，发现佟老师话很少，只是不住地稀罕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伸筷子夹菜时，手也有些抖。原来佟老师的耳朵不行了。我就坐在老师旁边，说话时，老师要把头靠近我些，以便听得清，但还是不大听得清，手做着姿势抱歉地说，听不清了。佟老师对着学生，抱歉地笑着的样子真是让人受不了。我想，依着佟老师的性情，他是宁愿清静着的，但学生们费心招呼了，他便不得不来，来了吃不了几口，也听不清大家说什么，只好饱含着歉意给大家笑笑。 大概两个月前，我收到一条微信，是佟老师的女儿发来的。她在我们县广播站当过播音员，后来先佟老师回了北京。她发微信是祝贺我发表了一篇小说。我问我们老师好么，得到的信息是佟老师已经去世了，并强调说，从感到有所不适到去世，只三天时间，近乎无疾而终。 二 王老师是那种儒雅君子一类的人，大气、厚道、从容不迫，应对裕如。我常常想到他铺开一桌的稿子仔细遴选的情景，一句话，我心目中大刊主编的样子，就是王占君老师这样的。 1999年岁末，蒙宁夏作协推荐，我得以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四个月。其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些老师和同学，其中就有王占君老师。 王老师时任《十月》杂志主编。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来说，《十月》的主编实在是望而难及的大人物。但是借助鲁院这个平台，就使我们有了见面的缘分，院方请京城的各大刊物负责人来指导学员的稿子。除了王占君，还有《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志广（可惜天不假年，杨老师已英年早逝）。我没有什么大的妄想，只希望就近听听老师们对自己文章的看法，就这心里也一再打鼓，稿子太多了，老师未必能一一看到，就是有幸看到，值不值得当众论说也未可知。但是我成了学员中的幸运者之一，王老师不只谈到了我的一篇小说，还声称要将小说带回去。我从鲁院结业不久，这篇小说就在《十月》发表了，竟然还获得了《十月》文学奖。作为偏远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写作者，这样的鼓励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我开始了和王老师多年的友谊。有一年，王老师竟然把《青年文学》的一期封面人物装在相框里寄来。他说淘汰家里的书报，翻到《青年文学》，见封面人物是我，就想这个不能丢。我把相框拿回来后，简直不敢看，受到如此礼遇，说老实话我很激动，激动到心情一直无法平复。 年轻人总是有些莽撞的，我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开始给《十月》投稿，好像无论西瓜、芝麻，都要播种在《十月》这块地里。现在我自己也帮人看一点稿子，遇到那种狂轰乱炸一样的投稿者，老实说，是很不舒服的，多好的稿子也不可以这样投啊，何况还不一定好。俗话讲，人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我当初给《十月》投稿，却正是这样的。记得王老师说，他把我投的稿子（其时还是手写稿）铺开在办公桌上，细细看过，比较优劣，就选出一篇随笔来。王老师说的只是他的一个自然的工作状态，我听来却很有些不安和惭愧。由于王老师的那种带有深沉情谊的鼓励，我后来又获得了一次《十月》文学奖，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幸运地发表在《十月》上。 王老师是那种儒雅君子一类的人，大气、厚道、从容不迫，应对裕如。我常常想到他铺开一桌的稿子仔细遴选的情景，一句话，我心目中大刊主编的样子，就是王占君老师这样的。 三 我曾在一篇写马老师的文章里说，马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就是本真自然，这能力与生俱来，强求不得，于人而言，这又是多么重要、多么罕见的能力啊。 老师辈里，我写得最多的，无过于马知遥老师了。 马知遥，原名马明春，湖北沔阳人。1964年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油画专业毕业后，即到宁夏工作。说是湖北人，其实人生的大半是在宁夏度过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