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书成，闭门逆旅泣数日。兄子问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乡举授给事中。尝侍游后苑，与联诗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赐白金，驰驿归省。还改监察御史，出为怀庆知府。徵志节甚伟，遇事敢直言。居郡时，因星变求言，疏言：“风宪官以激浊扬清为职。今不闻旌廉拔能，专务罗织人罪，多征赃罚，此大患也。朝廷赏罚明信，乃能劝惩。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俱有空印，反迁布政使，何以示劝惩？”帝问罗织及多征赃罚者为谁，徵指河南佥事彭京以对。贬沁阳驿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周敬心，山东人，太学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诏求晓历数者，敬心上疏极谏，且及时政数事。略曰：
臣闻国祚长短，在德厚薄，不在历数。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汉、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无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乱诛暴。然神武威断则有余，宽大忠厚则不足。陛下若效两汉之宽大，唐、宋之忠厚，讲三代所以有道之长，则帝王之祚可传万世，何必问诸小道之人耶？
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为耻不得传国玺耳。昔楚平王时，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为“玺”，历代递嬗，以讫后唐。治乱兴废，皆不在此。石敬瑭乱，潞王携以自焚，则秦玺固已毁矣。敬瑭入洛，更以玉制。晋亡入辽，辽亡遗于桑乾河。元世祖时，札剌尔者渔而得之。今元人所挟，石氏玺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玺，仁为之玺，故曰“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玺，而求汉、唐、宋之小玺也？
方今力役过烦，赋敛过厚。教化溥而民不悦；法度严而民不从。昔汲黯言于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壮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卒，广籍资财，征伐不休，营造无极，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见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于兹见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连年，夫岂无故哉！
言皆激切。报闻。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本名权，帝为改焉。除吏科给事中，以直谏忤旨罢。旋起御史。陈时事千余言。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诰》，谓朴诽谤，犹列其名。
有张衡者，万安人，朴同年进士。授礼科给事中。奏疏剀切。擢礼部侍郎。以清慎见褒，载于《大诰》。后亦以言事坐死。
赞曰：太祖英武威断，廷臣奏对，往往失辞。而钱唐、韩宜可、李仕鲁辈，抱其朴诚，力诤于堂陛间，可谓古之遗直矣。伯巨、敬心以缝掖诸生，言天下至计，虽违于信而后谏之义，然原厥本心，由于忠爱。以视末季沽名卖直之流，有不可同日而语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