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他最畏惧的苦闷。他在分会讲演后，接连有三天躺在家中的长沙发上，什么人都不接见，什么地方都不去。
这时他接到妻子的来信，她恳求和他相会并且在信中写到思念他，希望把她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
她在这封信的末尾通知他，在最近几天内她从国外回到彼得堡。
紧跟着妻子的来信，有个最不受皮埃尔尊敬的共济会的同参闯进了他的僻静的地方，这个人谈到皮埃尔的夫妻关系，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以此作为师兄弟的忠告，这个人说到皮埃尔对他妻子的苛刻态度是不合理的，皮埃尔不肯宽容悔改的妻子，他就背离了共济会的首要规则。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岳母，瓦西里公爵的妻子派人来找他，央求他那怕费花几分钟见见她也好，她要商谈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皮埃尔看见，这是个和他作对的阴谋，他们想要他和妻子结合在一起，而在他所处的境况下，这样做甚至不会使他觉得不痛快。他反正一样。皮埃尔并不认为生活中会有什么意义重大的事情，他受到眼前支配他的难以忍受的苦闷的影响，他既不珍视自己的自由，也不重视他顽固地惩罚妻子的傻劲。
“谁也不对，谁也无罪，因此她也无罪，”他想道。如果皮埃尔没有马上同意和妻子结合，那只是因为他陷入苦闷之中，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他妻子到他身边来了，现在他是不会把她赶走的。与那吸引住皮埃尔的注意力的事情相比，与他妻子住在一起，或者不住在一起，岂不都是无所谓？
无论对妻子，抑或对岳母，皮埃尔都不答复，于一日深夜启程，前往莫斯科拜谒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下面是皮埃尔写的日记。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方才我从恩主那里回来，我现正急忙记下我所感受
的一切。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生活贫穷，两年多以来身患令人折磨的膀胱炎。从来没有谁听见他的呻吟或怨言。从清早直至深夜，除开吃便饭花费一些时间而外，其他时间全部用来钻研科学。他亲热地接待我，请我坐在他所躺的那张床上，我向他作了个东方骑士和耶路撒冷骑士的手势，他以同样的手势作答，脸上含着温顺的微笑，问我在普鲁士分会和苏格兰分会有什么见闻，有什么收获。我尽可能把一切情形都讲给他听，把我在我们彼得堡分会提出的基本原理转告他，把我所遭受的冷遇、我和师兄师弟断绝关系的情形告诉他。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沉默地思忖了良久，并向我阐述他对所有这一切的观点，他的观点霎时间照亮了我的一桩桩往事和我面前的未来的道路。他使我感到诧异，问我是不是记得共济会的三大目的：（一）保守与认识秘密；
（二）为领悟第一目的而净化自己，改造自己；（三）致力于这种净化，藉之以改造全人类。在这三大目的中哪一个目的是首要目的？自然，自我净化和改造是首要目的。只不过我们经常可以不依赖各种环境去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目的又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由于骄傲而误入歧途，以致于放弃这个目的，我们就得为神秘的哲理而奋斗，可是我们由于心地不纯而不配去领会这个玄理，否则，如果我们自己都是卑鄙和淫荡行为的坏榜样，那末，我们就要为改造全人类而奋斗。光明教的教义不是纯洁的教理，正是因为它迷恋于社会活动，才显得傲气十足。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根据这个理由来谴责我的演说词和我的全部活动。我在灵魂深处是赞同他的意见的。当我们谈到我的家事的时候，他对我说：正如我对您说的，真正的共济会的主要职责乃在于自我完善。但是我常常想到，只有排除我们生活上的一切困难，我们才能更快地达到这个目的；反之，阁下，他对我说，只有在尘世的骚动中我们才能达到三大目的：（一）自我认识，盖因人类只借助于比较才能认识自己；（二）自我完善，只有借助于斗争才能达到自我完善；（三）获致主要的德行——爱死亡。
只有人生的波折才能向我们证明人生的空虚，才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死亡或新生的天赋的爱。这些话说得十分中肯，因为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肉体上痛苦万分，尽管如此，他从未感到生活的苦恼，他热爱死亡，尽管他这个人的内心纯洁和高尚，但是他觉得他对死亡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后来这位恩人对我充分地说明宇宙的大正方形的意义，并且指出，三和七这两个数目是世界的基础。他劝我切莫回避彼得堡的师兄师弟，劝我在分会中只担任次要职务，极力地诱使师兄师弟戒除骄傲，把他们引向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正路。除此之外，他规劝我检点自己，并为此给我一本笔记簿，今后我将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记在这本笔记簿上。”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又和妻子同居了。我岳母含着泪水到我这里来，并且告诉我，海伦在这里，她央求我要听她的话，她没有罪过，我把她遗弃，使她感到不幸福，她还对我说了许多别的话。我知道，如果我只让我自己去看她，那末，我再也不能拒绝她的请求了。我没有把握，不晓得要找谁帮忙，要向谁求教。如果我的恩主在这里，他就会讲给我听的。我回到自己房间里，把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信件翻阅了几遍，想起了我和他的谈话，从中得出结论，我不应拒绝请求的人，我应该向每个人伸出援助的手，何况这个人和我的关系这么密切，我应当忍气吞声痛苦地度日。但若我为了德行而宽恕她，那也说得过去，我和她的结合将会具有一个精神的目的。我就是这样拿定主意的，我就是这样给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信的。我对妻子说，要她忘记过去的一切，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请她宽恕我，我是没有什么可宽恕她的。把这些话说给她听，我很高兴，不让她知道，我又看见她时心里多么难受。我在大住宅的楼上安顿下来，感觉到获得新生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