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体那点单薄的温暖，渐渐渗入了我的大衣，我身体含混不清的弧度，也渗到了包裹我的这层粗糙毛料之外。他什么都知觉到了。他的知觉触到了我左一层右一层的包裹，触到了我肌肤的质感。这样，我感到那股深深的暖流在我身体底部波动起来。我和他都一动也不敢动，成了两只如临大敌的小兽，一动便会引得埋伏在近旁的庞然大物朝我们猛扑而来。他有股清苦的、类似药草的体嗅。
他说：王阿花要去一趟西部？
我说：嗯。海青很想念她，又不舍得少挣一大笔钱。
我浸泡在他药草一般苦香的体嗅中。
他说：感觉上你跟她挺和得来。
不是感觉上。是事实上。
她和你什么都谈？
什么都谈。
里昂略略闭了一会儿眼，像是在脑子里换一幅画面。我搬到王阿花那里去住，里昂只来过两次。头一次是帮我搬家。另一次是送一块地毯，从跳蚤市场买的。他告诉我们地毯是为保暖的，也为防滑。一年四季穿木屐的王阿花带了身孕，是不该走在光板子水泥地上的。王阿花当着我的面吻了里昂一下，表示领他的关爱之情。她的吻安静极了，多么短暂也让我感到它的深切。
里昂说：她叫我去住。她说你一个人住那么空荡荡的大房子会害怕的。
我怎么会害怕？我什么时候也没怕过——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我背的一个伤员死在我背上，到了野战医院……
你跟我讲过这事。我知道你不会害怕的。
我不说话了。里昂明白我真正害怕什么。因为他怕的是同一件事物。那件事物是我们不能正视的，就像我和他的脸必须稍稍错位。?
这是间更小的房间。暖气无法流动，凝滞在这里，膨胀、发酵、渐渐地，这间牢笼般的小屋小得盛不下里面的气息。我开始闻到便衣福茨腋下的除臭霜气味。以及他的克隆。克隆的香味也在膨胀，被我吸进体内，又被我呼出来。同时也被理查自己吐纳。在我们的对话进行到半小时左右时，克隆素净的香气变得荤腥起来。在这越来越油荤的空气里，我觉得困乏难耐。
“这个人有过犯罪记录。”
“你说里昂？”
“是的。他十九岁差点儿用刀捅死一个人。”
“噢。”
“他还有过偷窃行为。”
我因得连眼皮都眨不动。因得连惊讶都惊讶不动了。里昂跟我讲过他的两次被捕。但他清秀单薄一个人，怎么杀得动人，倒让我有点意外。
“你不打听他为什么跟人动了刀？”
“为什么？”
“为一个女孩子。一个意大利女孩。”
“噢。”那就对了，这才是里昂干的事。
“他十四岁就跟这个女孩子私奔了一回，被女孩的家长追回来了。十九岁他险些杀的这个人，你猜会是谁？”
“是谁？”是那女孩的哥哥。里昂发现她的哥哥是他的情敌。这位哥哥把妹妹做性玩偶，一玩十多年。
“你好像兴趣不大。”
“是吗？”
“你不想知道他的劣迹。这证明什么？”
“证明什么？”
“证明你对他颇有好感。他偷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是一辆卡车。里昂为了给王阿花运一棵他自己伐的圣诞树，想连夜用完卡车就悄悄还回去。那是他和王阿花共度的第一个圣诞。
“你们中国人对偷窃行为非常痛恨。一般贫穷国家的人都不能容忍偷窃。”
“可能。”我用鼻孔打了个长而深的哈欠。
“你跟那个里昂的同居，是哪天开始的？”
“我和谁同居？”
“里昂。他是叫里昂吧？”
“我和他同居？！”
我困得辩解不动。他用的是个欠恭敬的词，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奸宿”。对他用这样的词在我和里昂的关系上，我应该扇他一耳光。可是我实在太困了，肯定是扇不动的。当然我真扇了他，后果就大了。我想我是不是该用阿书跟他的事来回敬他。我断定阿书跟他至少有奸宿的交情。因为只要阿书讲到谁不再满口野话，她与他便是果真野起来了。但我真是困乏得厉害；人困乏到这种程度，对所有的事都懒得计较，都懒得去以正视听。若我不这么困，我会冷冷地请他把“奸宿”这样的词收回去。说不定我还会跟他做些解释，我和里昂究竟怎么了。
“你从那对神职人员夫妇家搬出来，原因是什么？”
“原因？没什么重要原因。”
“那么，次要原因呢？”
“次要原因就多了，一时半会儿说不好。”
“嫌房租贵？”
“是一方面的考虑。”你不就想要我承认，在牧师家我跟里昂“奸宿”起来不方便？
“你的前房东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我一直被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看成顺水漂来的孩子。长此下去，她非累死不可。我偌大个人，要把襁褓中的角色好好扮演下去，恐怕也够我累的。比我单纯、美好一百倍的牧帅太太，整天想的、做的，就是呵护我这么个出生入死过的、一不留神就撒谎的人。这可太让我过意不去，太让我暗地里臊得没法活。牧师太太对于真实与谎言的理解是写实的，而我，是大写意。一天，她若发现撒谎在我这里不叫撒谎，叫“图方便”，或叫“曲线追求真实”，我在她眼前会立刻摇身一变，从“孩子”变成个怪物。“他们对我，可是好得不能再好。”
“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