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总共才三艘船，而对方从雾中浮现的木船纵列，似乎不见止境。我们心里发慌，船上立即涌现出一阵恐惧与混乱，大多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的划浆手却发出了欢喜的尖叫。像其他两艘一样，我们的船桨也往陆地划去，朝西前行，但无法像他们那样加快速度。船长害怕被抓后会遭受处罚，因而无力下达鞭打执桨奴隶的命令。后来几年，我常想，我整个的人生就因为此时船长的怯懦而改变了。
而现在我却认为，如果我们的船长没有突然被恐惧征服，我的人生就会从那一刻开始转变。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故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也有了这样的一段时期：现在，坐在一张老旧的桌子旁写作，回想着在雾中鬼魅般现身的土耳其舰队的色彩时，我已进入了这个时期。我想这应该是说故事的最佳时机。
看见其他两艘船逃离土耳其舰队，并消失在雾中后，船长重新振作了起来，终于敢于鞭打执桨手，只是，为时晚矣。当奴隶受到获得自由的激情鼓舞，即使鞭子也不能让他们顺从。十多艘土耳其船只划过令人胆怯的浓雾屏障，猝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船长现在终于决定放手一搏，而我相信，他努力克服的不是敌人，而是自身的恐惧与羞愧。他命人无情地鞭打奴隶，下令备妥大炮，但奋战的热情燃起得太慢，而且很快就熄灭了。我们遭受到了猛烈的舷炮齐射，如果不马上投降，船就要被打沉，我们决定竖白旗。
我们停在宁静的海面上，等着土耳其船只靠近船侧。我回到自己的舱房，把东西归位，仿佛不是在等待将改变整个人生的敌人，而是等候前来探访的友人。接着，我打开小行李箱，翻寻书本，沉浸在了思绪里。打开一本我在佛罗伦萨花费了大价钱购买的书时，我的眼眶盈满了泪水。我听到了外边传来的哀号声，以及来来往往的急促脚步声。我脑子里想着的是一会就会有人从手中把这本书夺走，但不愿想这件事，只是思考书里的内容。仿佛书中的思想、文句及方程式中有着我所害怕失去的所有过往人生。我轻声念着随意看到的文句，仿佛在吟诵祈祷文。我拼命想把整本书铭记在记忆中，这样当他们真的来了，就不会想到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将带给我怎样的苦难，而是记起自己过去的模样，有如回想我欣喜诵记的书中隽言。
那些日子里，我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甚至母亲、未婚妻和朋友称呼我的名字也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仍时不时会梦见那个曾经是我的男子，或者说我现在相信是我的男子，然后汗流浃背地醒来。记忆中的那个人已经褪色，就像早已不存在的国度，或者像从未存在过的动物，又或者像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武器一样，其色彩梦幻般的虚无飘渺。当时，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及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他眼里，对这一切都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简单地来说，他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当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而思及这个与挚爱的人谈论他的激情、他的计划，以及这个世界和科学，并把未婚妻崇敬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人，其实就是我时，让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
土耳其水手登上我们的船时，我把书放进了行李箱，走了出去。船上爆发了大混乱。他们把所有人都赶到了甲板上，将大家剥得精光。我心中一度闪过可以趁乱跳船的念头，但猜想他们可能会在我身后射箭，或是抓我回来立刻处死，况且我也不知道我们离陆地还有多远。起初没人找我麻烦。穆斯林奴隶解开了锁链，欣喜呼喊，一群人立刻对曾鞭打他们的人展开报复。他们很快就在舱房找到了我，冲进来把我的财物抢了个精光，翻找行李箱搜寻黄金。当他们拿走一些书和我所有的衣服，而我苦恼地翻着遗下的几本书时，有人抓住了我，将我带到其中一名船长面前。
我后来得知，这位待我不错的船长，是改变宗教信仰的热那亚人。他问我是做什么的。为了避免被抓去划桨，我马上声称自己具有天文学和夜间航行的知识，但没什么效果。接着，凭靠他们没拿走的解剖书，我宣称自己是医生。当他们带来一名断了手臂的男子时，我说自己不是外科医生。这让他们大为不快，正当他们要把我送去划桨时，船长看到了我的书，问我是否懂得化验尿和号脉。我告诉他们我懂，因此我既避免了去划桨，也拯救了我的一两本书。
但这项特权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他被带去划船的基督徒，马上恨我入骨。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夜里会在囚禁我们的牢房杀掉我，但他们不敢，因为我非常迅速地和土耳其人建立了关系。我们懦弱的船长刚遭火刑处死，而且对曾鞭打奴隶的水手，他们先是割下其耳鼻，然后放上木筏任其漂流，作为一种警告。在我用常识而非解剖学知识治疗的几名土耳其人，他们的伤自行复元之后，大家都相信我是医生。即使那些因嫉妒心而告诉土耳其人我根本不是医生的人，晚上也在牢房要我治伤。
我们以壮观的仪式开进了伊斯坦布尔。据说，年幼的苏丹也在看着我们。他们在每支桅杆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帜，并在下面倒挂上我们的旗子、圣母玛利亚的肖像及十字架，让地痞流氓们射箭。接着，大炮射向天际。和日后那些年我怀着哀伤、厌恶及欢欣的复杂心情，从陆地上观看的许多仪式一样，这个典礼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人都被晒昏过去了。接近傍晚时分，我们才在卡瑟姆帕夏下了锚。被带往皇宫来到苏丹面前之前，他们用链条铐住了我们，让我们的士兵可笑地前后反穿盔甲，把铁箍套在了我们船长和军官们的脖子上，并且耀武扬威、喧嚣地大吹从我们船上拿走的号角和喇叭。城里的人成列站在街巷，兴致勃勃好奇地看着我们。苏丹隐身在我们目光未及之处，挑出他的奴隶，并把这些苏丹奴隶与其他人隔开。他们把我们送到加拉塔，关进了沙德克帕夏的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