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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爷在“老阎家亲人”微信群里发起家宴邀约，酒店由四爷四娘落实。在老家宿迁方言里，我把爷爷叫作“爹爹”，把爸的弟弟叫“爷”。这个群是六爷的女儿阎澜去匹兹堡访问留学前由她组建的。我仔细一扒拉四世同堂竟有55人之多。 家宴确定在周日的中午，正好是立冬。奶奶是地道的老镇江，小时候常听她念叨：“立冬不落雨，来年准太平。”那天，我踩踏着东吴路满地的梧桐落叶，隔街仰望秋色斑斓的北固雄峰，缓步走到聚景缘酒店，起大早从上海赶来的六爷六娘竟先我到达。宽敞大包厢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挤一桌，唠唠叨叨的姑嫂妯娌挨一桌，酒少话多的叔侄几个围一桌，谈笑风生。 家宴，其实顾名思义应该是在家置办的筵席。爹爹属虎，六十大寿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那天，爸爸披星戴月骑自行车把鸡鱼蛋肉从上党驮回镇江。妈妈提前好几天凭劵托人在食品公司挑了只粗脖厚嘴的鲜猪头。焯水钳毛洗净劈成两瓣，码放在头号钢精锅里，放酱油白糖姜葱大料后，加满温水在煤球炉上文火慢炖了一宿。 我二爷参军，三爷到南京工作之后，凑着他俩的探亲假，我爸妈总要尽其所能地弄桌菜，一家人都跟着沾光。爹爹两盅白酒下肚，再挟两块汤汁黏糊的红烧肉，便急着回去陪我奶奶。奶奶属猪，18岁过门，辛劳一生。二爷属蛇，小我爸一转，他俩之间先后五个姊妹都因战乱或病魔夭折。熬过知命之年，奶奶却患青光眼致盲，大门不能出二门也难迈。二爷、三爷和四爷相继在老宅娶妻生子，逢年过节的家宴顺理成章地回归到了互助巷3号的老宅。 互助巷3号亦是我的衣胞之地。天井花坛里有棵藤蔓牵扯的葡萄树，夜逢春雨丝缕般的新芽便争先恐后钻了出来。那一朵朵奶白孕黄的葡萄花，宛若一只只灵动的小蝴蝶讨人喜欢。一串串葡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翠绿到紫黑，牵挂着孩童们心间的期待。爹爹很是勤劳，总惦记着给它修枝施肥疏果。那葡萄酸酸甜甜的滋味袭人心脾。 杨千嬅的《饮酒思源》里有句：“没有过去的你，便无今天的我。” 1956年，爸爸赶在去南京师范学院报到前，带着全家经牌湾街过二道巷翻三里岗去祭祀我的曾祖父母。午睡醒来，我便高烧抽搐，奶奶在半碗清水里立起筷子为我喊魂，妈妈不假思索抱起我直奔医院。 1905年，我的曾祖父阎东洲携妻率子，推着独轮车从骆马湖畔沿着运河大堤迁徙到镇江落脚谋生。舞勺之年爹爹便去篾匠店学徒三年，除去帮师傅打杂，还要给小少爷洗刷尿布。曾听爹爹诉说：“一日三餐屁股不敢落板凳，店小二似的忙着给师傅和师兄们添饭舀汤，自己却很难填饱肚子。”熬到出师，爹爹凭靠眼尖手快偷来的手艺，在伯先路典房开铺做竹器生意，继而迎娶何氏（我的奶奶）为妻。1929年农历五月初四，我的爸爸在竹匠铺的阁楼上呱呱坠地。 那年，忆苦思甜，听爸爸说过：淞沪会战失利后，日本军机每天都来镇江撂炸弹。他便跟着爸妈逃到城南何家湾的娘舅家，躲藏在地窖里。1937年12月8日镇江城破，竹匠铺亦被日寇的烧杀队焚为灰烬。为了养家糊口爹爹去火车站擦过“龙头”，再往后，便带上我爸到正三巷（后更名互助巷）的合计牛行打工。1946年冬天，牛行老板以45万元法币的价格将三间两厢泥墙草屋“以房抵工”给爹爹。新中国成立后，爹爹被政府安排到老西门桥东的搭建社用其所长。小时候，我时不时会捣鼓他工具包里的竹刀、搓钻和篾针，也没少被训斥。 赓续血脉还有精神层面的传承。曾祖父母的相貌，我无从知晓。而爹爹奶奶、爸爸妈妈、二娘、三爷和姑父做人做事的点点滴滴却始终记忆犹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