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帅众四万寇灵州，塞填汉、御史、尚书三渠水口以弊屯田。
三月，甲戌，回纥使还，过河中，朔方军士掠其辎重，因大掠坊市。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六月，戊戌，陇右节度使硃泚献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为瑞；常衮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祐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沔之子也。秋，七月，壬子，以祐甫知吏部选事。祐甫数以公事与常衮争，由是恶之。
戊午，郭子仪奏以回纥犹在塞上，边人恐惧，请遣邠州刺史浑瑊将兵镇振武军，从之。回纥始去。
辛未，吐蕃将马重英二万众寇盐、庆二州，郭子仪遣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击却之。
八月，乙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
吐蕃二万众寇银、麟州、略党项杂畜，郭子仪遣李怀光等击破之。
上悼念贞懿皇后不已，殡于内殿，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庄陵。
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逼泾州；诏郭子仪、硃泚与段秀实共却之。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书、转运、盐铁等使刘晏为左仆射，知三铨及使职如故。
郭子仪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黄裳主留务。李怀光阴谋代子仪，矫为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察其诈，以诘怀光；怀光流汗伏罪。于是诸将之难制者，黄裳矫子仪之命，皆出之于外，军府乃安。
以给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
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见，语以元载事，曰：“与卿别八年，乃能除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曰：“臣昔日固尝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上曰：“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上因言：“朕面属卿于路嗣恭，而嗣恭取载意，奏卿为虔州别驾。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遗载琉璃盘，径尺。俟其至，当与卿议之。”泌曰：“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畏权势，精勤吏事而不知大体。昔为县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为载所用，故为之尽力。陛下诚知而用之，彼亦为陛下尽力矣。虔州别驾，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岂得以一琉璃盘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为兵部尚书。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以武人轻己，衔之；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之于朝，曰：“吴曜误我。”遂逐之。
常衮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
◎ 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七七九年
春，正月，壬戌，以李泌为澧州刺史。
二月，癸未，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侄中军兵马使悦为才，使知军事，而诸子佐之。甲申，以悦为魏博留后。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好色，将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军政委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惠光挟势暴横，军州苦之。忠臣复以惠光子为牙将，暴横甚于其父。左厢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为众所服。希烈因众心怨怒，三月，丁未，与大将丁暠等杀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单骑奔京师，上以其有功，使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师；以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领汴、颖二州，徙镇汴州。
辛酉，以容管经略使王翃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东副元帅留后部将凌正暴横，翃抑之。正与其徒乘夜作乱，翃知之，故缩漏水数刻以差其期，贼惊，溃走，擒正，诛之，军府乃安。
成德节度使张宝臣既请复姓，又不自安，更请赐姓；夏，四月，癸未，复赐姓李。
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癸亥，德宗即位，在谅阴中，动遵礼法；尝召韩王迥食，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常衮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时群臣朝夕临，衮哭委顿，从吏或扶之。中书舍人崔祐甫指以示众曰：“臣哭君前，有扶礼乎！”衮闻，益恨之。会议群臣丧服，衮以为：“礼，臣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犹三十六日。高宗以来，皆遵汉制。及玄宗、肃宗之丧，始服二十七日。今遗诏云：‘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祐甫以为：“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三日释服。”相与力争，声色陵厉。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变礼，请贬潮州刺史；上以为太重，闰月，壬申，贬祐甫为河南少尹。
初，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时郭子仪、硃泚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衮独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贬，二人表言其非罪，上问：“卿向言可贬，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对，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衮为欺罔，大骇。甲戌，百官衰绖，序立于月华门，有制，贬衮为潮州刺史，以祐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闻者震悚。祐甫至昭应而还。既而群臣丧服竟用衮议。
上时居谅阴，庶政皆委于祐甫，所言无不允。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衮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祐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佑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臣光曰：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