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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月间，草绿枫红银杏黄，风轻云淡桂花香。五彩斑斓耀人眼，无边秋色胜春光。
大好的季节里，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的89岁高龄的母亲，又如期从深圳飞回屯溪来了——浓烈的故土情结使然。自从父亲过世以后，母亲基本是隔一年来一趟。这一趟一如既往，妹妹和妹夫保驾护航。 说起来，母亲这次还是带着腿伤回来的。一个多月前，她老人家某日夜间关窗时不慎磕伤了右腿膝盖，到医院一查：骨裂。于是就在伤腿上戴了一副“膝关节固定支具”，以控制膝盖弯曲度，保障伤口愈合。万幸此伤不算甚重，养护了一个多月后，并未影响此番故里之行。 同近年来几次回老家一样，母亲一行来了之后，住在妹妹前些年置下的屯溪维多利亚北苑一套房子里。这房子在四楼，妹妹早就网购了一副可以抬人上下楼的“多功能椅垫”，准备抬母亲上楼。然而届时正待使用，母亲却轻轻地挥了挥手：“不必不必，我可以走上去。”于是左腿上一个台阶，右腿随后跟上来——如此这般，一步一步，一层一层，一鼓作气，成功地登上了四楼。 此前，我们已经把半身不遂的岳母带到这里搀上了四楼，好为母亲一行准备晚餐。母亲进门后，两位妈妈一见面就激情相拥互道问候，随后就坐进沙发热聊开来。 因为母亲极易疲累，需要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所以这次来，她极少外出。好在他们那房子临街，母亲有兴致时可以凭窗观望街景。她外出吃饭仅两次：一次是同我姑妈、姨妈、姨父和岳母相聚的“五老聚会”；再一次则是我们请她和妹妹妹夫一同来天都江苑，到我家吃晚饭。饭后，母亲同我岳母一起，坐着轮椅观赏了附近新安江延伸段的美丽夜景。除此之外，她基本上待在家里不下楼。为了让母亲多加休息，我也并不每天都去陪伴，而是隔一两天去一次；并且每次去，聊天时间都不会很长。 同样由于年高体弱，母亲这趟故里之行，并未到真正的故里——休宁去走一走看一看。国庆节那天，母亲的中学同学、休宁知名人士、海阳二小老校长汪定一先生发来微信视频同她聊天。这位消息灵通的老同学，“见面”打招呼之后，劈头就通报：“我跟你讲哦，老同学都走掉好几个了……”令人唏嘘不已。接着彼此交流了若干健在同学的信息——主要是老同学讲，我母亲听。遗憾的是两位耄耋老人，“线下”见面话聊已委实不便，只能在视频中互通信息，互道珍重，互祝平安了。视频完毕，母亲慨叹：离开家乡已经太久太久了。 的确如此，母亲从1950年代前期考到上海外语学院时起，就离开了休宁。大学毕业后，她起先是在合肥安徽省物资局工作；后来为了同我父亲团聚，调到了内蒙包头。父亲当时在617厂工作，母亲就在包头市的一所中学里当教师。我和妹妹，都是在包头出生的。只因我出生后水土不服体质极差，于是在一岁不到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回了老家，由祖父祖母抚养。此后，我就在休宁长大。而我的妹妹，则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 1967年夏天，在“大三线支援小三线”的热潮中，母亲随父亲调到了江西抚州的利群机械厂。父亲从事生产管理，母亲起先在托儿所工作，后来到厂子弟学校教书。1979年秋冬，父亲调往741厂，次年春天母亲也随之调往，家也就搬到了南昌。上世纪80年代，我和妹妹先后参加工作，立业成家。90年代，父母先后退休。90年代中期，他们随我妹妹妹夫定居深圳。 我这大半辈子，与父母一直是聚少离多；同他们只有过几度的短暂相聚，几年的朝夕相处。 我第一次到父母身边，是在1972年。那年暑假已过大半的时候，父母厂里有一辆解放牌汽车从上海回厂，路过休宁。父亲便安排姨妈带上我随车跟去。因那时我正上五年级，即将小学毕业，故只在父母身边待了半个多月，就又赶回休宁来上学了。 再次去父母那里，已经是六年以后了。1978年夏天，我高考落第；秋天，便卷起行囊告别爷爷奶奶只身西行。坐了两日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父母身边。在母亲教书的学校复读，在妹妹就读的班上插班。八个月后，我再战高考，顺利升学——再度离开父母。 大学毕业后，我在父母所在的741厂参加工作。但我是学中文的，且天生愚钝，不是块可塑性强的料子，来到工厂感觉学无所用。于是仅仅一年之后，我就调到了一个算是能够学有所用的地方——江西省兵器技工学校。这所学校离家不远，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周末及节假日我都可以回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