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本地人与河南人的关系。西安的常住人口中据说有三分之一是祖籍河南的市民。西安的道北、火车站、小东门一带，解放前就以河南人聚集区而著称，土著居民与河南“外来户”早已融为一体。西安生、西安长、祖籍在河南的女作家吴文莉曾这样说过，就全国范围来说，陕西人与河南人是融合得最好的，就像一对亲兄弟。对她的话，我感同身受，且深表赞同。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由陕西西部一个小县城转学至西安市建国路小学读书。瘦弱的我被安排坐在教室第一排靠门口的座位上，同桌是一个长得颇为彪悍的男生，大大咧咧、满口河南话 。几乎是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上到半截，总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扒在关不拢的教室门缝向里张望，然后小声呼唤：“小孬哥——，咱娘叫恁（你）回家抱孩哩，中午吃浆面条！”这时，我的同桌便显得坐卧不宁，一边挥手示意女孩快点离开，一边焦躁地盼望着老师不要拖堂。好不容易下课铃响了，同桌就像箭一般地蹿出教室、直奔校门…… 渐渐混熟了后，我才知道这位大名胡麦贵、小名小孬的同桌，家里有五六个弟妹，全家仅靠父亲蹬三轮车为生，胡麦贵是老大，尽管才十岁，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每天放学都要照看最小的弟弟、妹妹，帮助母亲做家务。问他老家是哪里人？胡麦贵总说是“洛阳一拐弯！”我至今也搞不懂“一拐弯”究竟在什么地方，反正他是正宗的河南洛阳人氏没错。“浆面条”这种饭食，我也是从他和他的妹妹口中听说。 在胡麦贵看来，浆面条乃天下第一美食，每天中午能吃上一两碗浆面条，此生足矣！由于他的纵情渲染，我对于浆面条竟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几分向往。胡麦贵便颇为义气地说：“我请客，谁叫咱俩是同桌呢！” 在建国路小学的三年学习生活匆匆而过，我和胡麦贵分别考入不同的中学后便逐渐失去联系。虽然他曾几次邀请过我去他家吃浆面条，但我终因家教甚严而未能成行，徒留一段深深的怀念和遗憾在心中。 第一次吃到想念已久的浆面条，已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了，距我从胡麦贵口中听说这个名词足足过了四十年！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洛阳。仲春时节，洛阳的朋友邀我参加当地的“牡丹节”，一再强调“最美的花期就那么几天，错过了就看不到了。”我说，“吃浆面条第一，赏牡丹第二。”朋友笑我“重食轻色”，承诺带我去吃正宗的浆面条。 为了寻访老字号的浆面条饭馆，朋友老盖带我在洛阳老城转了一大圈。他是从小在老城长大的，对这里的风俗民情熟稔于心。据他讲，浆面条又称“浆饭”，虽然现在已登录“中华名小吃”金榜，但在土生土长的“老洛阳”眼里，它依然是再普通不过、连穷人也吃得起的家常饭。据说清朝末年洛阳一户穷苦人家，将捡来的绿豆磨成豆浆，不想隔了数日，发现豆浆已经发馊变酸，却又舍不得倒掉，遂胡乱丢些菜叶进去，加面条熬成糊状，一吃竟觉味道鲜美，后来便家家效仿。旧社会洛阳穷人多，一般人家买不起面粉，常常以菜代面，花个三五分钱上街舀两瓢酸浆，回家做浆饭。当然小康之家做浆面条就讲究了：白面条、芹菜、青豆（或黄豆、油炸花生米），再佐以韭菜花或辣椒油，色香味俱全。吃不完剩下的浆面条被视作浆饭中的上品，民谚云：“浆饭热三遍，拿肉都不换。” 浆面条的主要原料是浆汁，而浆又分绿豆浆和黑豆浆两种，其中绿豆浆最佳，乳白色为上乘。过去洛阳“浆坊”不少，最有名的是老城顺城西街王氏浆坊。该浆坊历时三代，祖传手艺，其浆汁稠味美价廉，老城人常常光顾。 那天，我们在一家门面颇不起眼的老店，边吃边聊，敞开肚皮饱餐了好几盆浆面条，直吃得六腑熨帖、唇齿留香，方觉解馋。我突发遐想，不知儿时的伙伴胡麦贵家做的浆面条，是否也如这般滋味？ 浆面条的营养价值绝对无可置疑。发酵的绿豆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C及钙、磷、铁等多种矿物质与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等有益人体的物质，营养价值绝不逊于酸牛奶。用它做成的浆面条夏可解暑消渴，冬能清热温阳，四时都有去毒除燥之功，经常食用对于防治心脏病、冠心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大有裨益。其实，浆面条与老北京人爱喝的豆汁是“本家”，都把绿豆的营养和食疗功效发挥到了极致。中原女子多美容、小伙多壮实、老人多长寿，恐怕与喜食浆面条不无关系吧！ 如今，在河南不论几星级的饭店用餐，主食都会有浆面条。浆面条已成为河南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品牌，它虽其貌不扬、身价不高，但滋味隽永、醇香可人。前些年对河南人“妖魔化”的舆论甚嚣尘上，但我一想起浆面条，一想起胡麦贵，便料定河南人还是可交的。麦贵，便料定河南人还是可交的。 某一天，我忽然发现，在西安距我家仅百米之遥的小东门城墙公园内，每天傍晚都有豫剧清唱自娱晚会，旁边摆了个小食摊，摊主是老两口，专卖浆面条和菜盒。许多人来这儿买一碗浆面条，边吃边听戏。悦耳的《朝阳沟》沁人心脾，醇香的浆面条回味无穷，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共享，一时间恍若置身于人间天堂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