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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朱跃龙自小生活在同一个村庄，一起上小学，一起上中学，一起上大学，最后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我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他分配到一个大机关当公务员。 刚毕业那年，还和学生时一样，我们往来频繁。互相请客，经常一起回母校踢足球，一起看电影，一起学开车。 我们同年结婚，同年生子。虽然从没有刻意追求同步，但冥冥之中我们有一种默契。 两年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却明显减少。我常常做好饭菜，约他来我家吃饭，他接到我的电话，十有五六推辞说：“不行啊，我正在和科长一起加夜班啊。” 又过去几年，我们见面更少了。我依然约他去母校踢足球，但他十有八九推辞说：“不行啊，我正和处长一起检查工作呢。” 若干年过去了，朱跃龙进步神速，当上厅级机关的处长了。不仅老同学难得见他一面，即便是我，也只能想象他现在的状况。我自恃和他关系特殊，依然故我地给他电话。他听到我的声音，似乎也仍然很亲热地说：“我正陪同厅长在一起视察灾情啊。” 有一次，我故意没有电话预约，直接跑到他所在单位的办公室。不等我说明来意，他掂着一个精致的茶盒，笑吟吟说道：“我刚才和厅长在一起喝茶，他还给我送了一听茶叶，你看，是难得的名贵红茶，送给你吧！”我说起过去，他总巧妙地绕过话题。谈话越来越像寒暄，不一会儿，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马上要和厅长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植树的密度问题。” 这样之后，我也不常去找朱跃龙了。后来，据传他升为副厅长了。老同学们要想他，就打开电视，锁定地方频道，一定能发现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身影。我打他的手机，这个时候只能听到他的秘书的声音了，我坚持要他接听电话，他一听到我的声音，慢条斯理道：“我刚才和省长在一起，正忙得不可开交啊。”我善意地提醒道：“听说一个人每升一级，就要扔掉一批朋友，你不会……”他哈哈大笑道：“我和省长在一起，身不由己啊！” 两年后，从媒体上得知，朱跃龙贵为厅长了。难得老同学聚会，大家想到了他，还故意跟我打赌说：“你和朱厅长可能再无机会在一起了。”我受了刺激，给他打电话，提示音变成了“机主不在服务区”。 好多年过去了，人生有了太多变化。像我，送走一批批老学生，迎来一批批新学生，除了两鬓渐渐染霜，就是满抽屉的明信片了。不管如何变化，我坐在马桶上读报的习惯一直没变。一天早晨，我坐在马桶上打开报纸，才发现朱跃龙因为受贿且数额巨大被抓了。 法院判了他十八年！我感慨万千，决定去看望他。去监狱时什么也没带，只是别有深意地带了一个足球。无非告诉他，我还是我，等他出狱那天，我们一起去母校踢足球。 一路下雪，赶到监狱，我几乎成了一个“雪人”。通过繁琐手续，我见到了朱跃龙。他白白胖胖的，控制着身子的微晃，却依然做出领导者的惯常姿态。我坐在椅子上，抱着那个足球，看出他不认输的目光里的迷茫。 朱跃龙终于开口了：“刚才放风时我和黄灿然在一起，探讨甲鱼的八种做法呢！” 我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想说什么：“黄灿然是谁？” “你连黄灿然都不知道？”朱跃龙悲哀地摇着头，“看来，你的政治水平还是像学生时代一样烂。黄灿然是前副省长啊！”他的脸上突然阴转晴，眉飞色舞道，“真幸运啊，我和他关在同一个监狱，仓号只隔一堵墙，放风我们就能见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