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以伟大的劳碌者闻名，中国人以伟大的悠闲者闻名。一切相反者是互相钦佩的，所以我想美国的劳碌者之钦佩中国的悠闲者，是和中国的悠闲者之钦佩美国的劳碌者一样的。这就是所谓民族性格的优点。我不知道东西文化将来会不会构连起来；事实上它们现在已经构连起来了，将来交通更加便利，现代的文化更加广布时，它们的接触将更加密切。至少我们在中国是不反对机械文明的，所以问题是怎样去融合这两种文化——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和现代的工艺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可以实行的人生哲学。东方的哲学有否侵入西洋生活的可能，这个问题无人敢下预言。
机械的文化终究是在使我们很迅速地接近悠闲的时代了，环境将迫着人类去过着多游玩少工作的生活了。这完全是环境的问题，当人类觉得闲暇很多时，他不得不多用一些心思，去想出许多享受空暇的贤明方法；这种空暇是进步迅速的高速度生产方法赋给他的，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一个人终究不能够预测下一世纪的事物。三十年后生活情形如何，也只有大胆的人们才敢加以预测。人类对于世界不断的进步，一定有一天会感到十分厌倦，开始估量他在物质方面的成就。当物质环境逐渐改善的时候，当疾病扑灭了，贫穷减少了，人寿延长了，食物充足了的时候，我相信人类是不愿像今天那样匆忙的。我相信这种新环境一定会产生一种比较懒惰的性格。
除此以外，主观的因素往往和客观的因素一样重要。哲学不但改变了人类的观念，而且也改变了他的性格。人类对这种机械文明的反应如何，乃视人类的本性而定。生物学方面有下列一类的东西：对刺激的敏感，反应的缓急，乃各种动物在同样环境中的不同行为。有些动物的反应比别的动物较为迟缓。甚至在这机械文明里（我知道美、英、法、德、意、俄等国都包括在内），我们看见不同的民族气质对这个机械时代，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同时，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中，也有产生不同的反应的可能。我觉得由中国方面说起来，机械文明所创造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和现代法国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因为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气质是很相同的。
今日美国是机械文明的先驱者，大家都以为在机械控制之下的未来世界，一定会倾向于美国的生活形态。我却怀疑这种理论，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的美国人会有一种什么气质，布鲁克斯（Ｖａｎ Ｗｙｃｋ Ｂｒｏｏｋｓ）新著中所描写的“新英格兰文化时代”，也许会重现于今日，我以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敢说那种新英格兰文化的产物不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也没有人敢说惠特曼在他的《民主主义的憧憬》里所预见的理想——自由人类和完美母亲的产生——不是民主主义进步的理想。美国只需要短期间的休息，它也许会产生——我相信一定会产生——新的惠特曼、新的托洛和新的罗厄尔（Ｌｏｗｅｌｌ），到那时候，那种给争采黄金的狂热所打断了的美国旧文化，也许会再开花结果。这么一来，将来美国人的气质岂不是会和今日的气质大不相同，岂不是会接近于爱默生和托洛的气质吗?
我以为文化根本是空暇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根本是悠闲的艺术。从中国人的观念看来，用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便是受教化最高的人。因为劳碌和智慧在哲学的观点上似乎是背道而驰的。智慧的人决不会劳碌，太劳碌的人也决不会成为智慧的人，所以最善于优游岁月的人便是最有智慧的人。我在这里并不想说明中国人悠闲的技巧和种类，而想说明这养成一般中国学者及人民的喜闲散、优游自在、乐天知命的脾性——常常也是诗人的脾性——的哲学背景。中国人那种脾性，那种对成就和成功发生怀疑，而对生活本身具有深爱的脾性，到底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中国人的悠闲哲学，正像十八世纪一个不大著名的作家舒白香所说的一样：时间之所以有用，乃在时间之不被利用。“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做工的女人租了一个小房间，因为房里堆满了东西，没有走动的空处，而感到很不舒服；如果她的薪水略为增加，她便要搬去住一间较宽敞的房间，在那里除了安放床桌和煤气炉子之外，还可以留下一些步旋的地位。这空处使她们感到房间之舒适，同样地，有了闲暇，我们才能感到生活之不乏味。我知道纽约公园街（Ｐａｒｋ Ａｖｅｎｕｅ）有一富妇，把她住宅比邻的地皮买了下来，以免有人在她的宅旁建筑摩天大楼。她因为要得到一些完全废弃不用的空地，不惜花用大量的金钱；我以为她花钱的方法，没有比此更聪明的了。
关于这一方面，我可以提起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我看不出纽约的摩天大楼的美点，后来我到了芝加哥，才觉得摩天大楼如果前边有相当的地面，四周又有半英里以上的空地，看来倒是很庄严美丽的。芝加哥在这方面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其空地比纽约曼哈顿市区（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更多。那些高大的建筑物相互间的距离比较多，由远处?NFDE6?望起来，比较没有东西可以阻碍视线。以这个比喻说起来，我们的生活太狭窄了，使我们对于精神生活的美点，不能获得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缺少精神上的屋前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