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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的又一天晚上，就从广播喇叭里听到了一条国务院代总理会见外宾的消息——果然没出大人们所料，代总理并非致悼词者。 寒假将尽的一天下午，我的同学吴献民给我送来了《海阳中学高中新生录取通知书》——他妈妈是海中教导处的老师。“啊，通知来了！”奶奶喜出望外，连声说道：“真是好很了，真是好很了……”。这些天她一直忐忑不安，总在念叨着我万一在这里读不上高中，父母就会把我接到江西去……这一下，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开学了，春寒料峭依然。我至今记得，那年3月里还下了几天不小的雪；坐在教室里上课，一双脚冰冷；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却如火如荼，甚嚣尘上，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到了清明节，终于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人们无一不卷进“声讨”和“批判”中去——嘴上说着从广播喇叭里听来的话，笔下拼凑着从“两报一刊”上“转载”过来的文字，竞相表态“紧跟形势”。风云激荡之中，我自然也“激扬文字，口诛笔伐”——“不言也是炫耀”的铃兰钢笔大尽其用。 彼时适逢国家某部门一位领导下来视察工作——我用这支钢笔写下的诗歌被老师选中，得以展示在校园里的黑板报上接受“检阅”。受此鼓舞，我干劲倍增，笔下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不是在班会上发言，就是张贴到班级教室后面的宣传栏里。我还曾代表班级到学校广播室去慷慨激昂地“播送”过自己的批判文章。我日常用我的铃兰钢笔写出来的作文，老师批下来也多是“优”等；写作水平在同学中也就得到了公认。如此“成就感”，使我不禁“俨然”起来：穿上了一件爸爸“传”给我的旧中山装，在左上方口袋里插上了我的铃兰钢笔。后来觉得还不够味儿，就又买来一支铜黄笔帽的圆珠笔，与铃兰钢笔插在一起。——胸前“金笔”并排熠熠闪光，其“不足为外人道也”之心态，昭然若揭。 ……仅仅几个月后，地覆天翻。郭沫若同志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传遍大江南北之后，姚文元就被骂作“反动文痞”了。可笑的是，我的同学们居然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文痞”，因为我也“能写”。——还有更好笑的：三十多年后，我作为母校海阳中学办公室的负责人，又因为“能写”，同时兼有若干“文字把关”的职责，就领受了同事中与我年龄相仿者的戏谑：“姚文元啊！舆论总管哪！哈哈哈哈！”真是“缘分”啊！ 不过，在早先的经历之中，铃兰钢笔陪伴我的，也并非一直是顺风顺水、阳光灿烂。1978年夏天，我用这支钢笔作出的高考答卷，让我名落孙山。秋后，这支笔随我卷起行囊西行，到父母身边去寻出路，奔前途。我来到了妈妈任教的学校复读，在妹妹就读的班上插班。那个教室里的同学都比我小三四岁——“大龄”的尴尬，使我内心甚感自卑与孤独。我只有埋下头来“恶补”——铃兰钢笔与我朝夕相伴，寸步不离。卧薪尝胆十个月后，1979年高考，依然是用着这支钢笔，我终于写出了决定自己日后人生之路的合格答卷。此后，这支钢笔还伴随了我几年。何时停用的，记不清了——只记得后来笔尖渐渐变粗，实在不好用了，我才将它洗得干干净净，擦拭晾干后珍藏起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用到过这样好看又好用的钢笔了。 我的铃兰钢笔，陪伴我度过了黄金般的中学时光，见证了我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成长经历——我用它写下了整整三年的日记和作文。这支钢笔也见证了年少岁月老屋里的家国情怀和亲情温馨。从小到大，叔叔婶婶一直对我关爱有加；而十六岁时那个寒春之夜叔叔对我的叮咛嘱咐，则令我尤为难忘：当时似有所悟，日后感慨良深；践行由此及彼，以至受益终身。这支钢笔还见证了我跟文字结下的不解之缘——后来会跟文字打一辈子交道，似乎先前早有伏笔和预示。 见证确乎不少，温馨如此之多，让我时常感怀在心，不断咀嚼回味，勤于行诸文字——得以在自娱自乐中获取心灵慰藉，抒发感恩情怀，丰富精神寄托。汪曾祺先生说，“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活出自己的价值。”所言极是。思悟人生无止境，咀嚼亲情无尽头。活到老，写到老，思悟到老，也算“活出自己的价值”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