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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老同事，名唤王解军。 那年秋天，我们大学毕业后，怀着“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的喜悦心情，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来到这个让我们欢喜过、彷徨过、失望过的工作单位。 那时候，我们单位还没有食堂。好多次，我们一起去大排档用餐，饭桌上，我们大口吃菜，大碗喝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这样的氛围里，有些内秀醉意的解军会给我们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以及工作的艰辛，那份热闹和惬意深深拓印在我青春激荡的年轮里。如今想起来，这是我和解军当初友谊最直接的明证，由此，我们建立起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 后来，解军成长了，升职了，走向了他可见的人生；而我还在原地踏步，对未来茫不可知。但是，工作上，他始终以一个兄长的姿态待我，每次见面，他都会开诚布公地谈及他对我的工作的建议和看法，让我这个落后分子也拉着破车往前赶。2003年，解军去了一个项目挂帅，他邀请我担任他的副手，让我的人生终于走上了一个美好的环节。我俩共事的那些年里，虽然我尽力了，但我感觉自己还是辜负了解军对我的期望，亦如他当初的担心，我对他而言，对那个项目而言，的确没有起到顶梁柱的作用，从他的言行中，我可以看出他对我的不满。 那个项目通车后，解军的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也许他认为我还有一点用，多次找我谈话要我去评高级职称，为我今后的人生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说，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官运，所以，果断放弃那些明争暗斗，如同乡间的小人物，他们不能成为领导者，却各自在岗位上发挥了大人物不能体知的功能。我的措辞比较严厉，原想他脸上会挂不住，但是，我能这么辩证地解释自己，解释命运，他很高兴，没有批评我。当然，他不批评我并不是因为他脾气好，而是他觉得我可怜，一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工作十多年了，还只是一个项目的副职。 因为我的不思进取，解军打心眼里不喜欢我，同时，由于我的处境，他起了恻隐之心，于是，他多次刀劈斧凿地修理我一番并指出其中的症结。后来，未见我有多少改观，于是，他也懒得用我。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说出，也永远不会说出，就是我确实缺少担任主要领导应有的能力。 那年冬天，我莫名其妙地被贬到一个小项目工作，他知道后，坐了300公里汽车从广州赶到我所在的工地。特殊时期，他的出现，让我很感动。在东湖酒店的那个房间里，一股强烈的委屈的情感把我淹没了，我坐在他对面，默默地坐着。我仿佛想对他说些什么，又没有说出口。他问了一些我的工作，就像英语的口语测试，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之后，便是一大片的沉默。这次谈话，是我和解军聊天时间最长的一次。最后，他问了我三遍：你愿不愿意去！言下之意，如果我不愿意去，他似乎还有办法阻止贬损我的行为。我最终还是去了那个小项目，我不想让他为难！不仅为着我们之间的友谊，更为着他的面子。 在小项目工作那几年，对于工作，我只剩下了一项权利，那就是破罐子破摔。趁机会，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生活，有了空暇就用于锻炼身体和闭门码字。从华而不实的应酬中脱身之后，我迅速瘦了一圈，原本虚高的血压、血脂、尿酸指标也哗啦啦地降了下来，人变得紧实了，精神也安稳下来，活像一个洗尽铅华的从良妓女。 解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之后，从政经历得以丰富，为官能力也不断地攀升。前几年，他成了我们所在的这家国企的一把手。有时候，不知趣的我，在借酒消愁之后，便会拨打他的电话，向他大吐苦水抑或跟他说一些胡话，甚至是不真诚的半戏谑的言语，我也不知道那些话有没有伤害到他。 那几年，我的不少文章成了省市级中考、统考的阅读与理解试题，成功地闯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室，活跃在“喜马拉雅”“荔枝”电台以及“西瓜视频”“抖音”，登上了杂志、报纸等高雅之堂。我很兴奋，恨不得把这种消息告诉每一位认识我的人。那天下午，解军来我们项目检查工作，我见到了他，我自然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文章的走向告诉了他。这么多年里，他少见地对我这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现出了他发自肺腑又溢于言表的高兴。我这才意识到，他其实是一个打骨子里敬畏权威的人，我的所谓成就，终于化作权威的影子，让他认可了我的人生之路。他的振振有词，几乎让我相信我也许真的有美妙前景，就像他替我兴奋一样也虚幻地替自己兴奋了一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