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从帐篷里走出来，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受伤的人，四下张望着。显然，他想休息一下，向左向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了眼睑。
“这就来。”他回答着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他吩咐把公爵抬进帐篷。
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
“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
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周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融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人的肉体填满的一个脏污的水池。是的，这正是那些肉体，那些chairacanon①，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景象，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恐怖——
①法语：炮灰。
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无意识地看到了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他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猪叫似的喊着，突然昂起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平台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卷发、发色及头型，安德烈公爵都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快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抖动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的，——默默地在那个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
他朝安德烈公爵的脸看了一眼，连忙转过身去。
“给他脱衣服，站着干吗？”他愤愤地对医助们说。
当一个医助卷起袖子，忙着给安德烈公爵解钮扣，脱衣服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回忆起了自己最早、最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来查看伤势，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对别人打了个手势。由于腹内的剧痛，安德烈公爵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大腿里的碎骨已被取出，炸开的一块肉被切除，伤口也包扎好了。有人往他脸上洒水。安德烈公爵刚一睁眼，医生就向他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又匆匆地走开了。
自从经受了那次痛苦以来，安德烈公爵好久不曾有过无上的幸福的感觉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尤其是最遥远的童年，那时，有人给他脱衣，把他抱到小床上，保姆唱着催眠曲哄他睡觉，那时，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他对生活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恍惚中，这样的时光甚至不是过去，而是现实。
医生们在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人的头型很熟悉的伤员周围忙合着，把他扶起来，安慰他。
“给我看看……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传来他那时时被啜泣打断的、惊慌不安的、痛得钻心的呻吟声。听到这呻吟声，安德烈公爵直想哭。不知是为了他无声无息地死去；还是为了他舍不得离开人世；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的回忆；为了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那个人在他面前那么悲惨地呻吟）——不管为了什么，他直想哭，流出孩子般的、善良的、几乎是愉快的眼泪。
人们给那个伤员看了看他那条被截去的、沾满血渍的、还穿着靴子的腿。
“噢！噢噢噢噢！”他像个女人似的恸哭起来。那个站在伤员身旁挡住了他的脸的医生，这时走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