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某一个人物，生在某一个朝代是福气，头上戴着光环，到处受人尊敬。换到另一个时代，便成了天地难容的人物，不但吃尽人间苦头，弄得不好还会丢
掉性命。把中国历朝作一个区分，则可以说：春秋战国养士，汉朝养武，唐朝养艺，宋朝养文，明清多养小人。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套用之，一个朝代也会使某种人能得到特别的发展。照这个逻辑来推理，大思想家李贽生活在明代，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坚决不肯给孔子抬轿
读李卓吾的《藏书》、《焚书》、《续焚书》，我们会感到，像他这样的叛逆者，当也是属于那种五百年才可能出现一个的人物。他经常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他说天地间只有五部大文章，即汉司马迁的《史记》、唐杜甫的诗集、宋苏东坡的文集、元施耐庵的《水浒传》、明《李献吉集》。这五个人，前四位皆是文章翘楚，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但我们注意到，他不提孔子、孟子，亦不提老子、庄子，更不提二程与朱熹。儒道两家的圣人与典籍，尽管被天下读书人奉为圭臬，但却不入他的“法眼”，特别对孔子，非难尤多。
在他眼里，孔子并非圣人，老、佛也非异端，他对儒先、父师之类谬传知识的人物讥刺、抨击，毫不留情面。正由于这样一些人把孔子抬到圣人的地位，李贽发誓不肯加入抬大轿的行列。中国是一个善于造神的民族，因为造神者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被造者。所以，许多国人乐此不疲。李贽看出这一点，十分痛心，在给友人耿定向的信中言道：“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对于造神者的批判，李贽一针见血。
海瑞只是一棵青草
李贽与张居正、海瑞是同时代人，都生于嘉靖初年，死于万历时代。客观地讲，这三个人，外加一个戚继光，应该是那一时代最负盛名的四大人物。
张居正于1572年出任首辅(相当于宰相)，辅佐十岁的神宗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是有明一代绝无仅有的中兴名臣，力挽狂澜的大改革家。他执政期间裁抑豪强，注重民生，后世称他为“权臣”、“法家”，讪谤甚多。
海瑞是有明一代最大的清官，他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抱着一死的决心给沉湎斋醮荒怠政务的世宗上万言书。张居正柄国，始终弃用海瑞，这一点曾引起当世士林的诟病。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迅速对他进行残酷的清算，并重新起用海瑞。在史籍与口碑中，张居正毁大于誉，而海瑞却是誉满天下。
作为他们同代人的李贽，却没有随波逐流。他深情地赞誉张居正是“宰相之杰”，而评价海瑞为“万年青草”。在李贽看来，张居正是真正的经邦济世的伟大人物，而海瑞只是以人格取胜，生命如草可以万年长青，但绝不是振衰起隳的国家栋梁。
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来看，李贽心仪的政治人物，不仅仅只是会做道德文章，更应该有着为社稷求发展、为民生谋福祉的巨大的担当精神与行政才能。
道德与事功，清流与能吏，一般的读书人，都看重前者，而李贽赞赏的却是后者。
晚明思想界的一盏明灯
李贽既不像张居正那样，以事功影响后世，也不能像海瑞那样，用道德影响士林。但他的叛逆精神与追求本真的学问，却是晚明时期思想界的一盏明灯。
数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人有两种：一种是石头，可以在任何激流中挺立；一种是咖啡，可以百分之百融入水。李贽当属于前者。他特立独行，蔑视世俗，因此当世难容。比起张居正与海瑞来，他的处境更惨。皇皇一部《明史》，张居正、海瑞皆有列传，而他只在耿定向的条目中附上数语以示交待，可见皇室操纵的史家，对他这位狂人，连贬损几句的兴趣都没有。李贽晚年弃绝功名，对这种“世人皆欲杀”的处境，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
年来寂寞从人谩，只有疏狂一老身。
以七十五岁疏狂之身在狱中用剃刀自杀，表明了李贽与流俗抗争到底的决心。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明朝就以思宗的上吊而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中谢幕。比起思宗来，李贽的悲剧似乎更能体现文化上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死在明朝最腐败的时期，更是死于明朝思想上最为平庸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