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我向如梦问好(7)

    “什么?”卡利普说。

    “抗感冒的特效药，配上‘贝咳赞’一起吃。每隔六小时吃一次。现在几点?你想她醒了吗?”

    苏珊伯母说如梦现在大概还在睡。卡利普又想到其他人心里一定都在想：如梦躺在床上睡觉。

    “才不是!”艾斯玛太太说。她正小心地收起可悲的桌布，尽管奶奶不准许，但受到爷爷的坏习惯影响，大家都把桌布拿来当餐巾擦嘴巴。“不，我不会让我的耶拉在这间屋子里受到排挤。我的耶拉如今是个名人了。”

    根据梅里伯伯的说法，他五十五岁的儿子，因为自以为了不起，根本懒得来探望他七十五岁的父亲。他不愿意透露自己住在伊斯坦布尔哪间公寓里，不想让他父亲或家里任何人找到他，甚至包括总是马上原谅他的荷蕾姑姑。他不仅隐瞒电话号码，还拔掉电话插头。卡利普很怕梅里伯伯会挤出几滴假眼泪，出于习惯而不是悲伤。然而相反，他做出了卡利普所害怕的另一件事：梅里伯伯又再次重申，不理会两人之间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他一直很希望能有个像卡利普这样的儿子——理智、成熟、安静，而不是像耶拉那样。

    二十二年前（也就是，当耶拉是他现在的年龄时），那时的卡利普不但高得尴尬，两只手臂在举手投足间更显得笨拙得难堪，当他初次听见梅里伯伯的这段话时，他以为有可能成真，他想像自己或许可以每天与苏珊伯母、梅里伯伯和如梦共进晚餐，逃离爸妈饭桌上无色无味的晚餐——每次坐在餐桌前吃饭时，大家都会望向四周墙壁外某个无限延伸的点（妈：有中午吃剩的冷蔬菜，要不要?卡利普：不了，我才不要。妈：你呢?爸：我什么?）。除此之外，他还想到其他令他头晕目眩的事：每个星期天当他上楼找如梦玩时（“秘密通道”、“看不见”），偶尔他脑中会闪过一个念头，假设美丽的苏珊伯母——他偷看到她身穿蓝色睡衣，虽然难得才有一次——是他的母亲（好得多）；梅里伯伯——他的非洲冒险和法律故事令他心神向往——是他的父亲（好得多）；而与他同龄的如梦，则是他的双胞胎妹妹（想到这里，思索着可怕的结论，他迟疑地打住了。）

    等餐桌收拾好之后，卡利普说英国广播电视台的人正在寻找耶拉，可是一直没找到。然而，这段话并未如他预期地重新点燃大家的喋喋不休，讨论关于耶拉不为人知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也没有激起大家的众说纷纭，猜测他在全伊斯坦布尔有几间公寓，又可能位于哪里。有人说外面下雪了。于是，大家起身离开餐桌，在坐进各自熟悉的舒服椅子前，他们用手背拨开窗帘，透过黑暗寒冷的窗户，望着薄雪飘落的僻巷。寂静，干净的新雪（耶拉曾经在《古老斋戒月夜》中摹写过同样的场景，但目的偏向讥嘲，而不是为了与读者分享怀旧感伤!）。卡利普随瓦西夫走回他的房间。

    瓦西夫坐在大床上，卡利普在他对面。瓦西夫双手在肩膀上晃动着，然后用手指耙了耙自己的一头白发：如梦呢?卡利普拿拳头敲敲胸膛，咳了几声：她生病咳嗽。接着，他把脑袋一侧，趴在他用双臂叠成的枕头上：她躺着休息。瓦西夫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大纸箱：过去五十年来他所搜集的杂志剪报集锦，很可能是最精华的部分。卡利普在他身旁坐下。仿佛如梦坐在另一边，仿佛她指着某些内容，他们开心大笑。他们检视着从箱子里随意抽出的照片：著名足球选手油滑的笑容，二十年前，他脸上涂满泡沫为一家刮胡霜代言广告，后来有一次他以头部阻挡一记角球，结果脑溢血死了；伊拉克领导人卡塞姆将军的尸体，一场军事政变后，他一身制服倒卧血泊；有名的西西里广场谋杀案的现场模拟（“一名上校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被人戴绿帽长达二十年，妒火中烧，他花了好几天跟踪淫乱记者和年轻妻子的座车，最后开枪射杀车子里的两人。”如梦会用她广播剧的声音说）；还有孟德雷斯总理饶过一头献祭给他的骆驼，照片里，记者耶拉与骆驼在他身后，眼睛望向别处。正当卡利普准备起身回家时，他不经意地从瓦西夫的箱子里抽出两篇耶拉的专栏，吸引了他的注意：《阿拉丁的店》与《刽子手与哭泣的脸》。正好可以在一个注定失眠的夜里阅读!他不需要对瓦西夫比划太久，就借到了文章。后来，当他推辞掉艾斯玛太太端来的咖啡时，大伙也都很体谅：显然“我太太生病在家”的表情深深烙在他脸上。他站在敞开的大门口与众人道别。就连梅里伯伯也说：“当然了，他应该回家去。”荷蕾姑姑弯下腰来，抱起从积雪街道溜回来的猫咪“煤炭”，屋子里传来更多叮咛的声音：“告诉她，快点好起来，叫她快点好起来。向如梦转达我们的爱，转达我们的爱给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