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迪师傅的孩子(2)

    班迪师傅根本不考虑这样制造假人。他很清楚自己绝对比不过那些姿势怪异、始终面带牙膏广告式微笑的欧洲进口模特儿。于是，他返回阴暗的工作室，放弃了梦想。接下来的十五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又制造出一百五十多尊假人，每一尊都是艺术的结晶，把他个人的怪诞梦想转化为真实的血肉证明。他的儿子，大老远前往我们报社，带我们去他父亲的地下工作室，向我们逐一展示这些假人，他解释道，这些布满尘埃的奇异作品中，蕴含着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一路从加拉塔高塔走下泥泞的斜坡，踩过肮脏的人行道上歪扭的阶梯，来到这栋阴冷的房屋。站在地下室里，我们被一群扭动挣扎的假人所围绕，他们似乎焦躁地想做点什么好抓住生命。晦暗的地窖里，千百张脸隐藏在阴影中，灵动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或彼此相望。有些坐着，有些在说话，有些忙着吃，有些大笑，有些在祷告，有些则好像透过自己的“存在”来反抗外在世界，而他们的“存在”在那一刻似乎显得叫人难以承受。显而易见，这些假人身上蕴含着一股活力，那是在加拉塔桥上的群众身上所看不到的，更不用说在贝尤鲁或马赫姆帕夏市场的橱窗里。生命力像光线一般，从这群挣扎扭动、急促喘息的假人的皮肤下渗透出来。心醉神迷之中，我记得自己走向身旁的一尊假人，满怀敬畏与向往。我记得自己伸手触碰这个生物（一个长辈式的人物，沉浸于自身的忧愁），想感受他，想试图感觉他的活力，想察知他之所以如此真实的秘诀，想探究他的世界。然而他僵硬的皮肤却和这个房间一样冰冷、可怕。

    “我父亲以前常说，”假人师傅的儿子语带骄傲地说，“我们最需要留意的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姿势。”经过一段漫长而劳累的工作后，他和父亲会从库勒迪毕的暗室重回人间，到塔克西姆的“风尚”咖啡馆找一张视野好的桌子，坐下来点杯茶，然后开始观察广场人群的“姿势”。这么多年来，他的父亲始终相信，就算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历史、科技、文化、艺术和文学会有改变，但是人的姿势绝不可能变了样。接着，儿子跟我们形容一位出租车司机点烟时的站姿，解释一个贝尤鲁流氓侧身走下街道时，为什么他的手臂会弓在身体外侧像螃蟹一样。他指出一位卖烤豆子的小贩的学徒，他的下巴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咧嘴大笑。他继续透露，一位手拿购物网袋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她低垂的眼中含着惶恐。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土耳其人在城市里总是低头走路，但到了乡下就抬头挺胸。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假人的姿势，他们的举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动作之中，是什么样的本质构成了“我们”。这些人偶就这么永恒等待着有朝一日被赋予生命。更不用说，你也很清楚这些惊人的造物绝对适合穿上漂亮的衣服用来展示。

    然而，望着这些假人，这些悲伤的造物，你仍不禁感觉到有个东西催促着你回到外头阳光普照的世界。我该怎么说?是某种恐惧——惊骇、凄恻、阴暗!当儿子脱口而出：“到最后，我父亲停止观察，甚至连最平凡的动作他也不再注意。”我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父亲与儿子逐渐发现，所有我称之为“姿势”的动作，无论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开瓶塞，所有这些平凡的动作全都变了样，失去了正统纯粹。一开始，从“风尚”咖啡馆里观察人群，他们想不通路上的那个男人究竟在模仿谁，毕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胞。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

    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我不打算重述师傅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唐可笑的动作，一笔一画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他父亲根本连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不纯净的杂种动作。由于害怕自己“孩子”的纯真会受到这些虚假姿势的污染，他决定不再离开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关进地窖，声称已经找出了“隐藏的意义和秘密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