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山中的文字(6)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让人惊奇，”赛姆欢欣鼓舞地说，“除了书写。”

    他再一次踮起脚尖走进卧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抱着两个塞满期刊的萨那人造奶油纸箱。“一个与阿尔巴尼亚有关的分离派系发行了这些刊物。我要告诉你一个奇特的秘密事件，我投注了多年心力好不容易解开了谜底。我觉得它跟你在寻找的东西有关。”

    他重新泡了一壶茶，从纸箱里拿出几本期刊，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放在桌子上，作为待会儿说故事时的援引。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开始叙述，“我正在翻阅阿尔巴尼亚劳工党的干部及其领袖恩维尔·霍查[1]恩维尔·霍查（EnverHoxha，1908—1985），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统治长达四十年。[1]所发行的杂志（当时流通的共有三种刊物，彼此间势不两立）。当我翻开最新一期《人民的劳力》想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主题时，忽然一张照片和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目光：内容是报道新成员入党的表扬仪式。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因为在这个禁止所有共产主义活动的国家里，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竟敢公开歌颂新成员入党，不，不是这个原因。我很清楚所有这些小型的左派分离派系为了生存，都必须冒着危险在每一期刊物上刊登类似的报道，好让人们知道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真正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张特别强调画面中有‘十二’根石柱的黑白照片的说明，至于那张照片，中央是一群吞云吐雾的党员，看似在进行什么神圣的仪式，此外还有恩维尔·霍查的海报，以及几位诗文朗诵者。更奇特的是，在报道中采访到的新党员，都选择一些阿拉维教派[1]阿拉维教派（Alawite），什叶派的一个分支，10世纪时创立。[1]的名字作为化名，像是哈珊、胡赛因、阿里等，后来我进一步发现，这些全都是拜塔胥精神领袖的名字。若非我正好知道拜塔胥苏菲教派曾经在阿尔巴尼亚盛行一时，或许我根本不会察觉异状，永远不会发现这个惊人的秘密。我拼了命往下钻研，不放过任何线索。整整四年的时间，我勤读各种有关拜塔胥教派、土耳其禁卫军、胡儒非教派[2]胡儒非教派（Hurufism），苏菲神秘教派的分支，14世纪时创立，相信语言中的声音和文字藏有一切真理，从人们的身体上可以找到真主的神论和启示。[2]、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的书籍，终于，我解开了一个跨越一百五十年的阴谋。”

    “相信你对这些历史很熟。”赛姆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却又自顾自地背诵出拜塔胥教派七百年的历史，从其创立者哈西·拜塔胥·维里开始讲起。他详细解释这个教派是如何受到阿拉维、苏菲和萨满教的影响，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中心信仰根植于拜塔胥教派的土耳其禁卫军，他们反叛革命的传统究竟又从何而来。如果你把一个土耳其禁卫军人看作一个拜塔胥教徒，那么你能很快看出这个秘密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难分难解。拜塔胥教徒第一次被逐出伊斯坦布尔，是因为禁卫军的缘故：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下令突袭禁卫军军营，因为这支自立为政的军队不愿意接受他的西化政策，很快地，长久以来作为禁卫军精神殿堂的道坛便被迫关闭，拜塔胥苦行僧被赶出城外。

    转入地下之后过了二十年，拜塔胥再度返回伊斯坦布尔，不过这一次却化身为拿克胥教派。尽管拜塔胥教徒以拿克胥信徒的身份公之于世，但他们私底下却仍谨守着原先的拜塔胥身份，而把这个秘密埋入深处，直到七十年后阿塔图克下令禁止所有的教派活动。

    卡利普仔细研究一本英国旅游书中的版画，上面刻着一个拜塔胥的宗教仪式，但内容所反映的更像是这位旅行艺术家的内心幻想，而非现实场景。他数了数，版画***有十二支石柱。

    “拜塔胥第三次出现，”赛姆说，“是在共和国建立后五十年，这一回他们不再利用拿克胥教派的伪装，而是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兴奋地列举各项证据，援引各种他从杂志、书本和手册上剪下来的漫画文章、照片和版画。拜塔胥教派中所执行、记载、发生的一切，都与这个政治党派的所有活动完全吻合：入会的仪式；入会前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严苛考验和自我否定；在这段过程中年轻的候选人必须忍受疼痛；举行致敬仪式，向教派或党团里死去、遇害及封圣的先人表示尊崇；赋予“道路”这个词神圣的意义；一再使用各种象征群体合一精神的字眼与词汇；连祷的仪式；组织里经历过同样过程的前辈以下巴上的胡须、嘴唇上的短髭，甚至眼睛里的神情来区别同道中人；用特定的音节和韵脚来编写典礼中所吟唱的诗文和歌谣，等等。“显而易见，除非一切全是巧合，”赛姆说，“除非真主为了训诫我，对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不然我就算瞎了也能看得出，这些拜塔胥取自胡儒非的字谜与回文诗，毫无疑问地反复出现在左派刊物里。”万籁无声的夜里，只有远处守夜人的口哨偶尔划破寂静。赛姆开始缓缓地，如同喃喃念祷似的，向卡利普复诵他所破解的字谜，依照其中的隐含意义把它们串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