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记忆遗失在电影院(4)

    眼前屋子里所有的物品，卡利普先生猜想或许只是碰巧放在这里，但其实它们是根据同一个理由而刻意安排的。壁钟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间房子就需要这种壁钟的滴答声。既然在类似的屋子里，电视这个时候总是开着，因此他们也放任它像盏路灯似的亮着。电视机上面之所以铺着那块针织垫布，是因为这种家庭的电视机上一定得铺块类似的垫布。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餐桌上的凌乱，剪下折价券的报纸被扔在一旁，被拿来当作针线盒用的巧克力礼盒边上沾到的果酱，甚至包括不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事情，比如被孩子们折断的形状像耳朵的茶杯柄、晾在恐怖的煤炭炉旁的洗好的衣物。有时候他会停下来观察，仿佛在看一部电影，倾听自己和妻儿谈论的事情、审视全家人围着餐桌坐在椅子上的模样。当他发现，他们的对话和动作正如他们这样的家庭应有的样子时，他满心欢喜。如果说，幸福就是能够有意识地过着自己渴望的生活，那么，他很幸福。除此之外，他不仅达成了幸福的条件，还粉碎了一场千年阴谋，这使得他的快乐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设法挤出几句话来结束这个话题，卡利普站起身，嘴里一边说外头又开始下雪了，一边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尽管喝了那么多茶和咖啡，他仍觉得自己随时要昏厥过去。主人挡在前面，卡利普拿不到他的外套，只得听他继续说：

    他很遗憾卡利普先生必须回到伊斯坦布尔，那儿是一切堕落的起点。伊斯坦布尔是善恶的指标——别说是住在那里了，就算只是一只脚踏进伊斯坦布尔，也都代表了投降，承认失败。那座可怖的城市如今充斥着过去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得到的画面。无可救药的人群，破烂的车辆，逐渐沉入水中的桥梁，堆积如山的锡铁罐，遍布坑洞的高速公路，看不懂的巨大字母标志，难以辨识的海报，毫无意义的残破广告牌，颜料斑驳退色的涂鸦，啤酒和香烟的图片，不再呼唤群众祷告的宣礼塔，一堆堆的瓦砾、泥巴和尘土，等等。如此的一片废墟残骸根本没有希望。如果说会有什么复兴运动的话——主人相信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在奋力抗拒——他肯定只有可能发生在这里，从这片被贬为“水泥贫民窟”的小区里萌芽，原因在于，惟有这块地区保存了我们最珍贵的本质。身为此小区的创建者、开拓者，他深感骄傲，并且邀请卡利普也加入他们，甚至就是现在。他可以留下来过夜，说不定两人可以来场小小的辩论。

    卡利普已经穿上了外套，他向安静的太太和恍惚的孩子们道了再见，打开门，跨出门外。主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外头的雪，然后清晰地吐出“雪”这个字，专注的神态不禁感染了卡利普。主人曾经认识一位只穿白衣的教长，与他见了面之后，他做了一场全白的梦。纯白的梦境里，他与穆罕默德并肩坐在一辆纯白色凯迪拉克的后座。前座坐着一个他看不见脸的司机，以及穆罕默德的孙子，哈珊与胡赛因，穿着一身雪白。当白色凯迪拉克驶过充满海报、广告、电影和妓院的贝尤鲁时，两个孙子转过头来摆出憎恶的表情，寻求祖父的赞许。

    卡利普试着走下积雪覆盖的台阶，但这个家的主人依旧说个不停：并不是说他有多相信梦谕，他只是学会解读神圣的暗示罢了。他祝福卡利普先生和如梦能够运用他的所学，而且显然其他人已经这么做了。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他政治生涯最为活跃时，他曾以化名发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却听见总理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当时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可以想见“这些人士”手下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网络，负责清查国内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过，然后把有需要的信息呈报“上去”。不久之前，他注意到耶拉·撒力克有一篇文章，似乎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取得了同样的内容，但这个人是在白费力气：他根本走错了方向，徒然为一个空无的理想，寻找一个错误的解答，他的专栏不过是自我欺骗。

    这的确耐人寻味，一位真正信仰者的构想，不知怎的竟被总理和名专栏作家注意到了，并且拿来运用，然而别人却以为这位创始者早已销声匿迹，更没半个人想到要登门拜访。有好一阵子，他考虑向报社揭发真相，告诉他们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犯下了厚颜无耻的抄袭行为，他打算证明，他们剽窃了一篇文章中的文字，甚至原封不动地抄下好几句话，而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根本没人看过的一份政治小报上。然而揭发内幕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相当清楚自己必须耐心等待，终有一天这些人会来按他的门铃。卡利普先生的造访——以一个亳无说服力的借口说要找某人的化名线索，雪夜里大老远跑到这偏僻的郊区——显然是个征兆。他要卡利普先生知道他很懂得解读征兆，并且（这时卡利普好不容易走下冰封的街道）他想小声问最后几个问题：

    卡利普先生能否再给他的修正主义历史一次机会?为了怕他自己一个人可能找不到路走回大街，或许主人可以陪他走一段?若是这样的话，卡利普什么时候方便再来呢?好吧，那么，能否代他向如梦问一声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