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都在等他(3)

    费瑞·凯末尔医生，当他提笔描绘众人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时，并没有料到一百年后，他的同胞会用如此愚昧的方式来解读他的书，不过，要是他知道了，也不会感到太惊讶。毕竟，他一辈子就被包围在冷漠和忽视的光环中，致使他隐遁入一个寂静的梦里。今天，当我想像他那张从未拍照留存的脸时，眼前只浮现一个梦游者的脸：他已彻底上瘾。阿布杜拉曼·谢瑞夫写了一篇满纸诽谤的研究文章《新奥斯曼人与自由》，告诉我们，费瑞·凯末尔医生把他的许多病人变成和他一样上瘾。1866年他前往巴黎，抱着某种模糊的反叛意识——没错，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欧陆之旅的前一年!——并发表了几篇文章，刊登在《自由报》和《记者报》两份欧洲报纸上。他一直留在巴黎，甚至当青年土耳其党员与意见不合的宫廷达成妥协后，相继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时也不见他的踪迹[1]奥斯曼帝国末期，面临内忧外患，有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力图展开维新改革，欧洲人称他们为“新奥斯曼人”。他们主张立宪政体，终止皇帝的独裁专制。在他们的压力下，苏丹阿布杜哈米提二世于1876年宣布君主立宪。[1]。既然他在书前序言中提到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或许他也知道我最喜爱的德昆西[1]德昆西（DeQuincey，1785—1859），英国作家，著有《一个鸦片瘾者的自白》。[1]，也许他正在尝试鸦片，不过在他书中谈到他的部分，却看不出有这类尝试的蛛丝马迹；相反，文中许多地方都透露出一个我们今日急需的逻辑概念。我写作这篇专栏的目的，便是为了散播这个逻辑，并把《大帕夏》中所提出的迷人构想，推荐给我们军队中爱国的军官们。

    不过，要了解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该书的背景环境。设想一本书，蓝皮线装，印在草纸上，总共只有九十六页，1861年由出版商普雷马拉西斯在巴黎出版。设想其中法国画家（但尼叶）所画的插图，看起来不像旧时的伊斯坦布尔，反而像是今日的伊斯坦布尔，遍布着石头建筑、人行道和拼花石板路。设想这样的画面，现今的水泥老鼠洞、阴影、家具和周围环境，让人联想到的是各种悬吊通电的现代酷刑器具，而不是旧时用来维持秩序的石头地窖和简陋刑具。

    书本一开始，描述了伊斯坦布尔的某条暗巷。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守夜人用警棍敲打人行道的声音，以及远处街弄里野狗打群架的嗥叫。木房子的格子窗棂没有渗出半丝光线。几缕青烟从烟囱里袅袅飘散，漫成游丝般的雾气，沉淀在圆顶和屋脊上。深邃的阒静中，依稀可听见荒凉的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听见了这陌生、新奇、出乎意料的脚步声，每个人——那些套上层层毛衣准备钻入冰冷被窝的人，以及那些早已躲入羽绒被下悠然熟睡的人——都认为那代表着佳音降临。

    第二天，一扫昨夜的阴郁，处处弥漫着喜庆的气氛。每个人都认出了他，知道他就是“他”，大家明白那无止无尽、满载苦难的永恒岁月终于结束了。他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重新和好的敌对宿仇、啃食糖渍苹果和麦芽糖的孩童、彼此嬉闹的男男女女、跳舞玩乐的人们。他似乎更像个被手足环绕的兄长，而不像那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走在悲苦的群众之间，指引他们美好的生活和一连串的胜利。尽管如此，他的脸上却有一抹疑虑的阴影，一丝忧惧，一丝不祥的预兆。然后，正当他沉思着在街道漫步时，大帕夏的手下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一间石砌的地牢里。夜半时分，大帕夏手里拿着一枝蜡烛，亲自下到牢房里探视他，并与他彻夜长谈。

    这位大帕夏是谁?由于我也和作者一样，希望读者能够不受干扰，自己找出答案来，因此我甚至不打算把他的名字从书中的法文翻译回原本的土耳其文。既然他是一位帕夏，我们可以得知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伟大的军人，或者只是某个位高权重的要人。从他谈话中的条理分明看来，我们可以假定他是一位哲学家或一个崇高的人物，拥有相当的智慧，就像某些关心国家民族利益甚于一己之私的有志之士，而在我们的土耳其同胞之中，也一再出现这类人物。一整夜，大帕夏滔滔不绝，而他专注聆听。大帕夏的逻辑和话语令他哑口无言，以下便是大帕夏的话：

    1.我也和所有人一样，立刻明白你就是“他”（大帕夏开始说话）。我心知肚明，无须仰赖任何有关你的神谕、天空中或古兰经里的征兆，或是字母和数字所显现的秘密——这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当我看见群众脸上的狂喜与欢乐时，我立刻知道你就是“他”。如今，人们期待你抹去他们的痛苦与悲伤，重建他们失落的希望，引领他们迈向胜利。可你办得到吗?好几百年前，先知穆罕默德之所以能为苦难者带来幸福，是因为他用剑劈开了道路，让人们可以冲向一连串的胜利。如今则相反，不管我们的信仰多么有力，伊斯兰的敌人们却拥有更强大的武器。军事胜利根本亳无机会!这样的事实，不正好展现了那些假救世主的例子?这些假救主声称自己就是他，并设法采取一些行动对抗印度和非洲的英国人与法国人，然而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很快地他们就被彻底毁灭，反而将民众推向更大的灾难。（接下来的几页里，写满了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比较，证明为什么“大举战胜西方”这种想法必须被斥为天真幻想，而且不单单是伊斯兰世界，甚至对整个东方而言，也是一样。大帕夏以一个看清现实的政治家的态度，诚实比较了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贫富差距。而他呢，由于他是真正的“他”而不是假的，所以便安静而悲伤地证实了帕夏所勾勒出的惨淡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