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的女孩们一打听，知道他是管俱乐部的，玩和上班区别不大。
他叫起来：“你个小丫头，拐着弯骂我！”
小丫头咯咯地笑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嗓音笑声都讨他喜欢。所以下午四点，他提前让自己下了班，到总机房外面的球场上又是投球，又是阻截，风沙都挡不住他的威猛。
五点左右，几个复了员的女孩子出现在门口。她们大多数穿着暗淡的旧军装，不军不民，看起来一般齐的没有曲线没有魅力。只有两个穿便装的。一个穿红黑格子呢外套，另一个穿白色厚毛衣。他向她们叫道：“来玩呀！我当免费教练！”
他希望穿白色厚毛衣的就是在电话上讨了他欢心的女孩。这女孩是她的群体里最打眼的一个。那个站在最前面的高个子女孩开口了。她一开口他就认出了她。这是个北方农村女孩，当兵三四年，村姑的单纯加上女兵的单纯，细看确实讨人喜欢。她剪了齐颈短发，眉毛上漆黑的刘海，旧军装干干净净，谈不上漂亮，但那个岁数的女孩没有不美的。
“你个儿高，不打球是浪费！”他拍着球说。
“你个儿高，快上去吧！”其他女孩起哄，把那女孩往门廊外面推。
“讨厌！”高个儿女孩真的又怕又急，而不是扭妮作态。
“小方说‘讨厌’！温干事听到没有？”一个河北口音浓厚的女孩叫道。
温强想，她到底是“小方”还是“小芳”？不久他知道她叫方小芳，玩字眼游戏似的。小方和他正式交谈，是在电话上；他心血来潮地给小方打了个电话。她当了夜班，白天在宿舍睡觉，被他的电话叫起来，跑到走廊上接的电话。温强问她是河北哪里的人。唐山附近。哟，没有口音嘛。当兵那阵儿就改了，唐山口音招人乐，再说，电话兵得练普通话呀。
小方反过来问温强，为什么不留在下面基层，其实机关挺没意思的，难道他不觉得？那基层又有什么意思？大家处得近呗，和首长都能天天见面，吃得也比机关好——基层都自己生产。温强觉得她真的单纯极了，单纯却还装得挺老道，挺有见解。第二次电话，小方就问他难道还没成家，都多大了。他说基层千好万好，就是没女兵，没有象她小方这样的女兵。第三次电话，他说他要送她两张电影票，她可以请她最好的朋友一块看。第四次电话是小方主动给他打的，说她买了两张话剧票，文工团演的话剧，问他有没有空。到了晚上，他老远就看见小方站在俱乐部礼堂门口，穿了一件长风衣，大红色，侉气十足。他差点想转身逃掉，但小方从台阶上跑下来，火炬似的一身红。从她脸上都能看出她飞快的心跳。
“俺俩坐一块儿！”小方心跳得喘气都浅了。
她的快乐让他心里怜爱。他接过她给他的戏票，跟在她后面入场。她的大红风衣新崭崭，布料被折叠压挤出道道硬伤，还浮着一层腊光。她似乎给自己刚上了一层红漆。
进到场内，小方往左走，他看看自己的座位号，是双号，便叫住她：说他俩的座位该在右边。小方说不对吧，该在左边呀。他把她的票根拿过来，一看，两个号码是紧挨的“47号”、“48号”，但两个座位一个在礼堂最左边，一个在最右边。小方楞住了。他说售票员捉弄了她。小方快要哭出来，说是她自己要求买47号和48号的，她捉弄了自己。
到了温强和小方的关系密切起来，小方一提这件事就要笑死。他们用了三个月才开始蹓马路。七月的一个傍晚，小方和温强在蹓马路时闲扯，扯到了李欣身上。小方说门诊所的小李大夫早晨吃西餐呢。温强装腔作势问是哪个小李大夫。就是某副总长没过门的儿媳妇李欣啊。温强又问小方是怎么知道人家早饭吃西餐的。她们全体电话小姐都知道！因为小李大夫太漂亮了，太奇怪了，大家就乐意知道她的事。总机合法监听只有三秒钟，三秒钟听一个句子都听不完整。小方笑起来，说她们监听小李大夫电话，那“三秒钟”可以很长很长。还听到什么了？多了！说来听听。
从小方嘴里听到的李欣几乎是个外国人，接电话的时候，“喂”完了就说“你好！”不管对方是谁。熟人生人她都先“你好！”有一个跟李欣熟得起腻的男人，一天她至少接他三次电话，每次还是“你好！”那个男人是个记者，要不就是报纸的编辑，姓霍，就是这位霍记者早晨用电话把小李大夫叫起床，说：“小兔子，大灰狼走了，该起床了。”把很长很长的三秒钟连接起来，小方她们拼凑出小李大夫的生活图景，她有个在国外当武官的未婚夫，时不时也会从国外打电话回来。未婚夫的任期一满，就回来和李欣结婚，然后就把她作为中国的国色天香带出国去。在小李大夫变成武官夫人之前，李欣不愿意住到某总长的城堡里去，就在门诊所宿舍占了一间房，装了一台电话。给李欣接电话的女孩们都常常为李欣陪不是，说：“她还在线路上，真对不起，您等一会再打吧。”小李大夫的电话线路常常让武官和记者窄路相逢，一个总是把另一个堵在外面，堵得另一个心焦上火。记者先生人短话长，总机姑娘们见到过李欣和一个矮个男人并肩出门。但他一个人能把一群人堵在线路外面，常常把武官的母亲都堵急了。副总长夫人打电话总是那一件事，就是问未来儿媳周末“回不回家”，回的话就让小车绕一绕，接大孙子、二孙子的路上捎上李欣。李欣总是“谢谢阿姨”，告诉未来婆婆她乘地铁非常方便，用不着车子来捎她。编辑先生的话可真长，好象听不出李欣一边接他电话一边在织毛线、看电视、烫脚，或者吃饭、记笔记，给未婚夫写情书。记者先生在早晨总是先问：“吃早饭了吗？”李欣“嗯”一声，懒洋洋，娇滴滴，都在那声“嗯”里面了。“吃的什么呀？”李欣懒得回答，又“嗯？”一声。霍先生便问：“又是土司抹黄油？……我给你买的老莫的水果蛋糕爱吃吗？”“爱吃啊。”“那我一会再去给你买。”“不用了，太多奶油，该胖了。”“把土司烤一烤，夹一片起司、一片汉姆，可以当三明治吃啊，不然抹点沙拉酱，代替起司……这样又营养又好吃，又顶饿。”“就是在吃三明治啊。”于是总机姑娘们得知，小李大夫天天拿西餐当早餐。霍先生三十来岁，团头圆脸，鼻梁象个木偶，眼睛又圆又亮，一天到晚脸蛋赤红，心里总揣着高兴事似的。对于霍先生的存在，武官是不知情的，而霍记者却清清楚楚知道他正与之“慢性决斗”的是谁。所以他会替李欣掩护，比如提醒她，在去未来公婆家之前，千万别忘了把手表调换过来。电话小姐们猜测出来的局势是这样：霍先生送了李欣一块“浪琴”坤表，18K黄金表面，武官先生从国外带回一支女式“欧米嘎”，所以李欣一定不能错戴了手表去探访未来的公公婆婆。小李大夫有一次露出坏脾气来：霍先生堵着线路，连一个求她治病的电话都被堵在了外面。那个病人是个十七岁的女孩，从四川乡下到北京西郊一个沙发工厂做工，怀了身孕。小李大夫是在地铁上碰到她的，当时她用了土药坠胎，在地铁上突然出血，李欣让一个男人用自行车把她驮到门诊所妇产科。后来的三天，李欣让那个小同乡和她住在一起，脱离了危险才让她走的。十七岁的小同乡打电话找李欣，正碰上霍记者嘘寒问暖，一直挤不进线路，等了半小时，在高烧中站在酷热的公用电话亭里等了半小时。为了十七岁的小老乡在高烧酷暑里等待的半小时，李欣跟霍记者提高了嗓门：“什么都不想吃！天热得烦死人了！”监听的总机姑娘对同伴们说，小李大夫特别会借题发挥，骂天烦死人，其实骂的是人。骂的是人短话长的霍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