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标被雪蒙住，没法看清。擦窗的人终于累得停下来，司机关闭了车的大灯，半明半暗中路反倒好辨别了，车内却暗了下来。乘客们提心吊胆，默不作声，看着雪中贫困村镇的街道，看着那破破烂烂的平房中昏暗的灯光，看着现已封闭的伸向远方村庄的道路，看着灯光下那些影影绰绰的悬崖。即使是交谈，乘客们也都是在窃窃私语。
与卡同座的那位乘客，也这么小声地问卡去卡尔斯干什么。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卡不是卡尔斯当地人。
“我是记者。”卡轻声回答……这不是实话。“是为市政府选举和妇女自杀问题来的。”这是实话。
“卡尔斯市长被杀和妇女自杀问题伊斯坦布尔所有的报纸都登了。”同座的乘客说，语气中流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骄傲还是一种羞愧，卡无法分辨。
整个旅途中，卡时不时地和身旁的这个农民交谈着，三天后，当卡泪流满面地走在卡尔斯被大雪覆盖的哈立特帕夏大街上，卡会再次遇见这位瘦高、英俊的农民。交谈中卡了解到，因为卡尔斯医疗条件不好，他带了母亲去埃尔祖鲁姆看病；他在卡尔斯附近的村里养些牲口，艰难度日，但他不想和政府作对；基于他没有向卡透露的一些神秘原因，他很担心，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国家；像卡这样有知识的人，为卡尔斯所发生的事，大老远从伊斯坦布尔来到这里，对此他感到非常高兴。他朴实的话语，交谈中的那份矜持，让卡感觉到一种令人尊敬的气质。
这个人的存在让卡感到了一份安宁。这种安宁是卡在德国的十二年中所未曾感受到的，这也使他想到，当了解到一个人比自己更加柔弱无助而对他充满同情时，自己是多么地快乐。这种时候，他会尽量用爱怜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无休无止的暴风雪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他知道车绝对不会滚入悬崖，天再晚车也一定能够到达卡尔斯。
长途车晚点了三个小时，十点钟驶入了大雪覆盖的卡尔斯街道，卡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他找不到二十年前那个春天他坐着蒸汽机火车来到这里时的车站大楼，也找不到马车夫赶着马车转遍了整座城市后带他来到的那个每个房间都有电话的共和国旅馆。大雪覆盖下，似乎一切都被抹去了，失去了踪影。在汽车站守候着的一辆驾马车让他想起了以前，但是整座城市比多年前卡所看到的和他记忆中的更加忧伤和贫穷。透过结了冰的车窗，卡看到了这十年来在土耳其各地都修建起来的风格近似的钢筋水泥公寓，看到了到处都一样的玻璃宣传栏，看到了跨过街道拉起的绳子上悬挂着的竞选广告。
从长途车上下来，他的脚刚踏在柔软的雪上，一股刺骨的寒气就钻入了他的裤管。打听在伊斯坦布尔打电话预定好的卡尔帕拉斯旅馆的时候，他在领行李的旅客中见到了几张他熟悉的面孔，但下着雪，他没有认出这些人到底是谁。
旅馆安顿好之后，他来到绿色家园旅馆，又见到了他们。一个疲惫不堪但依然潇洒而有风度的男人和可以看出是他生活伴侣的一个胖胖的但活力十足的女人。卡记起来，他们在70年代时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充满政治口号的戏剧舞台上，男人的名字叫苏纳伊?扎伊姆。卡仔细观察他们，发现那个胖女人有些像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卡还在桌上的其他男人们身上看到了剧团演员所特有的那种惨白的皮肤：在这个二月的雪夜，在这个被遗忘了的城市，这个小剧团有什么事干呢?走出这家二十年前戴领带的公务员们经常光顾的旅馆之前，卡在另外一张餐桌旁见到了一个人，这人似乎是70年代手拿武器的一个左翼英雄。就像这越发贫穷和凄冷的卡尔斯和旅馆一样，卡的记忆也好像在雪的覆盖下被抹去了。
街上是因为下雪才没有一个人呢，还是这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本来就没什么人呢?卡认真读着墙上贴着的竞选宣传，培训班和旅馆的广告，还有市政府刚挂出来的反对自杀的宣传画，上面写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主的亵渎”。他看到茶馆的窗户结了冰，看电视的男人们把茶馆塞了个半满。他记忆中，使卡尔斯别具特色的是那些俄式建筑，看到这些建筑他心里略微感到一些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