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赫塔尔的伤心故事(2)

    没声音了。

    “等等。”警官说。

    卡和穆赫塔尔听到警官移开话筒同什么人低声说着些什么。

    “别见怪，我问了问有没有当班的车，”警官说。“这雪下个没完了。我们一会派车过去，让他们接您过来。”

    “告诉他们你在这里，这很好。”电话一放下，穆赫塔尔说道。“你说不说他们都知道。他们谁的电话都监听。我刚才对你说话像是在怪罪你，但我不想让你误会。”

    卡心中掠过了一丝愤怒，这种愤怒曾经是他针对那些将自己视为尼尚坦石的布尔乔亚、热衷于政治的人们的。高中时，这些家伙们互相攻击，不停地陷对方于不仁不义之地。这种行动到后来成了一种游戏，就是让对方特别是政敌陷入成为警方走狗的境地。卡害怕自己哪天成了这样的告密者，在警车上指认将被突袭搜查的房屋，因此他一直远离政治。现在，正如穆赫塔尔成了极端宗教政党的候选人，尽管做了件自己十年前也会蔑视的事情，可是不得不找理由和借口说服自己的一方还是卡。

    电话响了，穆赫塔尔摆出一幅郑重其事的姿势，为家电店在今晚直播中的广告价格一事同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激烈地讨价还价。

    电话挂断后，两个人像相互间闹翻了的小孩子一样，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此时在卡的想像中，两人谈论起他们之间十二年来未曾谈过的一切事情。

    他想像中的对话开始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两人都过着一种流亡生活，不是很成功，不是很如意，也并不很幸福，以此看来，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为诗人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政治阴影也因此老是这么笼罩着我们。”说完这些话之后，在想像中两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在诗中找不到足够的幸福，那就需要政治的阴影了。”卡现在更加看不起穆赫塔尔了。

    卡提醒自己，穆赫塔尔因为正处于竞选胜利前夕而洋洋得意，自己在土耳其也还算是个中流诗人——比没有名气稍好一些——也有那么一点点得意。但正如两个人永远不会承认这种得意一样，对于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对生活的不满，他们之间永远不会相互倾诉。这就是最糟糕的，他们接受了生活中的失败，习惯了世上这种无情的不公。而要摆脱这种境地，两个人却都需要伊珂，这让卡感到了恐惧。

    “今晚，在市电影院你要朗诵你的新诗?”穆赫塔尔似笑非笑地说。

    卡充满敌意地盯着这个曾经和伊珂结过婚的人的淡褐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漂亮可是却没有真正的笑意。

    “在伊斯坦布尔见到法赫尔了吗?”穆赫塔尔说，这回笑得比较明显了。

    这次卡也能同他一起笑了。微笑中带有种温柔，带有种敬意。法赫尔和他们年龄一样大，二十年来一直是西方现代诗的毫不妥协的捍卫者。他曾就读于圣?约瑟夫大学，据说他那个有钱的疯祖母还是宫廷出身，每年他从祖母那里拿钱去趟巴黎，在圣日耳曼的书店里买一旅行箱诗集再回到伊斯坦布尔，在自己出版的杂志上，在那些他想办好却办砸了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诗集上，他发表这些诗的土耳其语译文，也发表一些自己的诗和其他土耳其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这是法赫尔令人敬佩的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译作语言矫揉造作，而且他自己写的诗也深受这些诗人们的影响，缺乏灵感，糟糕并且令人费解。

    卡在伊斯坦布尔没能见到法赫尔。

    “有段时间我非常想让法赫尔认同我的诗，”穆赫塔尔说。“但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一些诗人不是致力于纯粹意义上的诗，而是致力于民歌民谣这种‘地方美学’，因而很是瞧不起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生了军事政变，大家进了监狱又出来了，我也和大家一样从一处到另一处，像无所事事的人似的飘移不定。那些我当作榜样来学习的人变了，那些我想让他们认同我的人消失了，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中，我所追求的都没能实现。相对于在伊斯坦布尔过那种痛苦、不安和贫穷的日子，我选择了返回卡尔斯，继承了我曾引以为耻的父亲的店铺。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幸福。我瞧不起这里的人，就像法赫尔对我的诗那样，见到这些人就让我倒胃口。卡尔斯这个城市也好，这里的人们也好，似乎都不是真实的。这里的人们要么对死亡充满好奇，要么就想抽身而去。但我实在是无处可去了。好像我被放逐在了历史之外，被文明抛弃了。文明距我是那么遥远，我简直无法追赶上它。我想有个孩子，让他做我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让他不受到任何压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西化的、现代的和有独立人格的人，但真主连这都没有赐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