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没吭声。不过，一切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得知他没有因为那篇文章受到伤害，我的心结终于解开了。本以为他会再次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没想到，过几天他的电话又打来了。
“王阿姨，你现在忙吗？跟你聊会儿呗。”
那个时间，他本该在广场上跳舞。小峰晚上经常去县城附近的广场上玩，那里有人跳舞，有人摆烧烤摊儿，人很多，比他的村庄要热闹。他曾经在广场上认识了一个同龄人，对方知道他得了艾滋病，还愿意和他一起跳舞。可小峰说，这个唯一的舞伴早就搬离县城了，现在没人跟他跳舞，“没意思”。
那天北京正降温，我从电话里听到丹东那边也在刮大风。
后来，小峰又打来了好几次电话。有时我在采访，有时我在写稿，有时我漏接了，有时我没接。可他锲而不舍，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的工夫，手机上就有16个未接来电。后来他又学会上网，总在QQ里执着地呼叫着我：“王阿姨，你在吗？”“王阿姨，咱们什么时候聊啊？”“王阿姨，你还聊吗？”“王阿姨，你醒了吗？”
丹东的电话已经无法再带来惊喜，对于我来说，更像一种负担。有时，我也很内疚，觉得自己“利用”完他的故事之后，怎么就连陪他聊天的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我真不知道该跟这个16岁的小男孩聊点什么。他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周围的人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他读的课本还是小学的，村里人曾经说，他的智商和情商都比实际年龄要低一些。
每次在电话里，我只能不厌其烦地从头问一遍：“老师最近怎么样？姑姥姥、姑姥爷身体还好吗？你最近干什么呢？上课上到哪里了？”
“挺好的。挺好。最近啊，没干啥。上课……想不起来了，哈哈。”
我不问，他就不说话；我没得问了，就没人说话。他也不挂电话，好像特别需要有个人在电话那端陪着他，即使那个人只是沉默。
他16岁了，和艾滋病毒共处了16年。我不知道成年对于他来说是否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至少他还活着，只是他依然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