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时，他会有存一种恐怖感觉：一个本质与自身相同的东西，眼看着消灭了——不复存在了。然而，即将死去的是人，而且还是自己的亲人，那么在亲人将死之前，除了有恐怖感觉之外，还会感觉到心痛欲裂和受到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一样，有时可以致命，有时也可以平静一些，但内心永远是疼痛的，难以承受外界的刺激。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同样感觉到这一点，由于高悬在她们头顶上的可怕的死亡阴影，吓得她们不敢睁开眼睛，精神上处于崩溃状态，不敢正视人生。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遭到污辱性的、会引起疼痛的刺激。所有的事情：大街上急速驰过的一辆马车，请用午餐，使女们请示准备什么布拉吉，更坏的是，虚情假意的关怀，所有这一切，都刺伤着痛处，都好像是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所必须的宁静。她俩在这种宁静中，极力倾听在她们的想象中仍然没有停息的可怕而又严肃的大合唱，也妨碍了她们注视那在她们眼前一晃而过的、神秘的、遥远的、遥远的远方。
只有她们俩在一块时，才不觉得遭受侮辱和痛苦。她们之间很少交谈。即便谈话，也只说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个人同样都避免谈到有关未来的任何一件事情。
她们觉得，承认有一个未来，就是对他的纪念的侮辱。她们在谈话中，一切与死者可能有关的事情，都尽量地、更加小心地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过的和所体验过的事情，都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觉得，凡是提及他的生活细节，都是破坏在她们眼前完成的神秘的尊严和圣洁。
她们沉默寡言，时时刻刻都努力回避着有可能涉及他的话题。这样，她们就从各个方面都设下了，绝不谈及他的警戒线。这就使她们觉得，一切都在她们的想象中更加纯洁、更加鲜明了。
然而，单纯的和无限的悲哀和单纯的和无限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其所处的地位，她能独立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她又是她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她头两个星期所陷入的悲伤世界所唤醒。她收到了家中来信，应该回信；尼古卢什卡住的房间潮湿，害得他咳嗽了。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了一些事情并建议和劝告搬回莫斯科弗兹德维仁卡的住宅，那所住宅完整，只须稍加修理就行了。生命不停息，就应当活下去。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要离开她一直生活到现在的冥想世界，心情十分沉重；要丢下孤单单的娜塔莎，不论她多么怜惜，甚至于觉得问心有愧，但是，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急待她去处理，她也只有服从这种要求了。她和阿尔帕特奇清理了帐目，和德萨尔商量了侄儿的事情，作了妥善安排，作好了迁往莫斯科的准备。
自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做启程准备时，娜塔莎总是躲着她，独自一人在一边。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伯爵夫人提出，准许娜塔莎和她一道去莫斯科，娜塔莎的父母欣然应允，他们看到女儿的体力日渐衰弱，以为更换一下环境，还可以请莫斯科的医生给她诊治，这对她是有益的。
在向娜塔莎提出这个建议时，她回答说：“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求求你们不要管我，”她说完后强忍住眼泪，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气恼和忿恨。
自从娜塔莎感到她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她要独自承受哀伤之后，她大部分时间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缩着双腿，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她用纤细的紧张的手指撕碎或揉搓某一件东西并用执着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它。这种孤独的生活使她疲倦、使她痛苦，然而，这对于她又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一有人进来，她就立刻站起来，改变她的姿势和眼神的表情，或者是顺手拿一本书看或者是顺手做点针线活，很明显，她急切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走开。
她总觉得，她马上就要彻底弄清楚那个问题了，而这个问题是她深藏于内心的观点所想探讨出究竟的一个可怕的、又无力解答的问题。
十二月底，娜塔莎穿一件黑色的毛呢布拉吉，辫发上随便绾起一个结，她瘦削、苍白，-着腿坐在沙发角上，心烦意乱地把衣带的末端揉来揉去，眼睛注视着房门的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