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惠祥 阿育王像 王淮之 惠凝 灵隐寺 侯庆 大业客僧 蛤像 光明寺 十光佛 李大安 韦知十 刘公信妻
--------------------------------------------
僧惠祥
东晋义熙初，金陵长干寺僧惠祥与法向连堂而居。夜四更中，惠祥遥唤向暂来。向往视祥，祥仰眠，交手胸（胸原作脑，据明抄本改）上。云：“可解我手足绳。”向曰：“并无绳也。”惠祥因得转动，云：“适有人众缚我手足，鞭棰交下，问何故啮虱，又语祥云：‘若更不止，当入于两山间磕之。’”祥自后戒于啮虱焉。（出《三教珠英》）
【译文】
东晋义熙初年。金陵长干寺的两个和尚惠祥与法向，住的房子紧挨着。一天夜里四更时分，惠祥隔墙远远地呼唤法向过来一下，法向便过来看惠祥，见他仰卧而睡，两手交叉着放在胸上，说：“给我解开手脚上的绳索。”法向说：“你的手脚上并没有绳索呀。”惠祥于是能够转动身子了，他说：刚才有许多人捆住我的手脚，鞭子棍子一块打，问我为什么咬虱子，还对我说：‘如果再不停止咬虱子，就把你放在两座山中间，让山磕碰你。’”打这以后，惠祥戒绝了咬虱子的习惯。
--------------------------------------------
阿育王像
长沙寺有阿育王像，相传是阿育王女所造。太元中，夜浮至江津，渔人见异光如昼，而诸寺以千人迎之，嶷然不动。长沙寺翼法师者，操行精苦，乃率十僧，至诚祈启，即使就辇。至齐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槊刺之，作铜声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灾役，必先流汗数日。自像教以来，最为灵应也。（出《渚宫遗事》）
【译文】
长沙寺里有一尊阿育王的塑像，相传是阿育王的女儿塑的。东晋太元年间，塑像在夜晚漂游到了江津，渔民看见塑像放射着奇异的光芒，照得周围跟白天一样明亮，各个寺院集合了上千人前来迎接，但是塑像挺立不动。长沙寺的翼法师一向修行精苦，他率领十位僧人极为虔诚地祈请佛像启程，佛像便很快上了车。到了南齐末年，阿育王的塑像常常在夜间行走，不知这是阿育王的人便用槊去刺它，塑像发出铜器撞击的声音，倒在地上。每当南朝有什么大事与灾患发生时，阿育王塑像必定流几天汗。自从供奉佛像以来，这些事情最为灵验。
--------------------------------------------
王淮之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业，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耶？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绝气，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适会下床。淮之语道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征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讫而终。（出《冥祥记》）
【译文】
刘宋南朝有个叫王淮之的，字元会，琅琊人。他向来崇尚儒家学说，不相信佛教，常说精神与肉体一样都会死灭，哪有灵魂能够不断托生再世的道理呢？元嘉年间，王淮之为丹阳县令，元嘉十年时，他因患病而气绝身亡，不大一会儿又暂时苏醒过来了。当时，建康县令贺道力前来看望他的病情，正赶上王淮之苏醒过来在下床，王淮之告诉贺道力说：“我现在开始知道，佛教的道理不是虚假的，佛教认为人死了之后精神仍然存在，确实是有验证的。”贺道力说：“你一向不相信佛教，今天怎么见你大不一样了呢？”淮之庄重地说：“精神确实是不会死灭的，佛教不能不相信。”说完就死了。
--------------------------------------------
惠凝
元魏时，洛中崇真寺有比丘惠凝死七日还活。云：“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惠凝具说过去之事，有比丘五人同阅。一比丘云宝明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诵涅槃经四十卷。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曰：“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身立道已来，唯好讲经，实不谙诵。”阎罗王令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既起（明抄本、陈校本既起作即起，下又有既怀贪心四字）。便是三毒不出，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入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先，常（常原作帝，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青衣送入黑门。时魏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等寺。城东有宝明寺、城中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禅林、灵觉等三寺。并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中供养之。诏不听持经像在巷路乞索。若私用财物造经像者任意。惠凝亦入白鹿山，隐居修道。自此以后，京邑之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出《洛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