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而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互相即袭，以讫于今，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且闵子讥古礼，退而致事；叔孙创汉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司马彪集后汉众注，以为《礼仪志》，校其行事，已与前汉颇不同矣。况三国鼎峙，历晋至宋，时代移改，各随事立。自汉末剥乱，旧章乖弛，魏初则王粲、卫觊典定众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理制度；晋始则荀顗、郑冲详定晋礼；江左则荀崧、刁协缉理乖紊。其间名儒通学，诸所论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载。今抄魏氏以后经国诞章，以备此志云。
魏文帝虽受禅于汉，而以夏数为得天，故黄初元年诏曰："孔子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圣人集群代之美事，为后王制法也。《传》曰'夏数为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尚书令桓阶等奏："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诏曰："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
明帝即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议多异同，故持疑不决。久乃下诏曰："黄初以来，诸儒共论正朔，或以改之为宜，或以不改为是，意取驳异，于今未决。朕在东宫时闻之，意常以为夫子作《春秋》，通三统，为后王法。正朔各从色，不同因袭。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继，同体异德；或纳大麓，受终文祖；或寻干戈，从天行诛。虽遭遇异时，步骤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为是邪！"
于是公卿以下博议。侍中高堂隆议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贞。''有孚改命吉。''汤武革命，应乎天，从乎人。'其义曰，水火更用事，犹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验》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书》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阳氏以十一月为正，荐玉以赤缯。高辛氏以十三月为正，荐玉以白缯。'《尚书传》曰：'舜定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故更四时，改尧正。'《诗》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传》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诗推度灾》曰：'如有继周而王者，虽百世可知。以前检后，文质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复者，正色也，二而复者，文质也。'以前检后，谓轩辕、高辛、夏后氏、汉，皆以十三月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为正；高阳、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为正。后虽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复也。《礼大传》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乐稽曜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雷雨，以明将去虞而适夏也。是以舜禹虽继平受禅，犹制礼乐，改正朔，以应天从民。夏以十三月为正，法物之始，其色尚黑。殷以十二月为正，法物之牙，其色尚白。周以十一月为正，法物之萌，其色尚赤。能察其类，能正其本，则岳渎致云雨，四时和，五稼成，麟皇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蚀之。'《传》曰：'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于天地之理，故必移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圣人之宝，质文再而改，穷则相承，周则复始，正朔改则天命显。'凡典籍所记，不尽于此，略举大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马懿、尚书仆射卫臻、尚书薛悌、中书监刘放、中书侍郎刁干、博士秦静、赵怡、中候中诏季岐以为宜改；侍中缪袭、散骑常侍王肃、尚书郎魏衡、太子舍人黄史嗣以为不宜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