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西一家(2)

　　因此，这种宗教和被歌曲歌颂的绝对权力——人们称之为法兰西君主制度，制造了许多怪异事情。倘若没有这两种组织，世人大概永远无缘见到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好也罢，坏也罢，终归是奇特怪异的，简直能让亚里士多德、波里比亚、奥古斯都以及其他古代贤哲惊叹不已。我毫不犹豫地把堂璜的现代个性也列入这些事情之中。依我之见。这是路德（注：即马丁-路德，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之后历代教皇制定的禁欲主义教规的产物。因为雷翁十世教皇及其教廷（１５０６）遵行的基本上是雅典时代的宗教原则。

　　莫里哀的《堂璜》是在１６６５年２月１５日，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上演的。那时这位君主还不是个虔诚的教徒。然而教会的检查官却删去了《林中穷人》那一场。这位检查官为了获得有力支持，想使这位极为稚嫩无知的年轻国王相信，冉森教派（注：荷兰神学家冉森创立的一个宗教改革门派。）就是共和派的同义词。

　　《堂璜》的原作者是个西班牙人，名叫蒂尔索-德-莫利纳。大约在１６６４年，有家意大利的戏班子在巴黎演出了一场模仿这个作品的戏，大为轰动。也许，这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出戏。这是因为，戏里有魔鬼，有爱情，有对地狱的恐惧，亦有对女人的激情，也就是说，在所有人——只要他们稍稍超出野蛮状态——看来：这里面既有最可怖的，亦有最甜蜜的东西。

　　堂璜的形象被一位西班牙诗人引进了文学领域，这不足为奇，在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里，爱情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那儿，这是一种庄重的感情，为了它，一切都可以轻易地舍弃，甚至虚荣心！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在德国和意大利亦是如此，这种感情驱使那些外国人干出种种疯狂举动，例如，娶一个穷姑娘，只要她漂亮，逗人爱就行。说实在的，唯有法国完全摆脱了这种感情。我们法国人都是精于算计的。在法国，姿色欠缺的姑娘并不乏追求者，而在别处，这种姑娘只能去作修女。在西班牙修女院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此。在这个国家姑娘不备嫁妆，这种习惯巩固了爱情的胜利。在法国，爱情难道不是退避三舍，也就是说，只存在于那些没有家庭专聘公证人去撮合结婚的姑娘之中！

　　拜伦勋爵笔下的那个堂璜，就没有必要提了。那只是福布拉斯，一个微不足道的英俊后生，交了种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好运罢了。

　　因此，堂璜这个奇特的个性，只是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才首次出现的。十七世纪，一个酷热难当的白昼之末，一位意大利公主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淇淋，一边说：“多遗憾，这竟不是一种罪孽！”

　　依我之见，这种感觉构成了堂璜的个性基础。也正如大家所见，基督教于这种感觉是不可缺少的。

　　关于此，一位那不勒斯作者写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明知上天可以把你捏成齑粉还要与上天对抗？”据说，由此产生了找女信徒做情妇的极大乐趣，而且这个女信徒要十分虔诚，清楚自己造了孽，满怀激情祈求上帝的宽恕，正如她满怀激情犯下罪过一样。

　　有一种简单的伦理，把对人有益的称为德行。严厉的庇乌五世倡导或者制订了一套琐细的教规，与这种伦理截然相悖。当时存在着极为严酷的宗教裁判制度。正因为太严酷，所以它在意大利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以后便转移到了西班牙。庇乌五世新订的教远规加强了宗教裁判的权力，使人人都对之心生畏怯。在若干年头里，凡不执行，或公然蔑视这些被列为最神圣的宗教义务之一的繁琐教规者，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假定有一个极为堕落的基督徒，正好在教皇刚刚颁布这套教规的时候出生在罗马，看到公民在宗教裁判所的可怕法律面前战抖的情景，一定会耸耸双肩，寻思道：

　　“好家伙！我已是罗马这个世界之都最富有的人，我也要成为这里最勇敢的人，那些人遵守的东西，我要公然蔑视。再说它们也确实不像人们应该遵守的东西。”

　　真正的堂璜，就应该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思想敏捷，明确，一眼就能看出人们的行为动机。

　　弗朗索瓦-桑西也许会寻思：“我这个罗马人，１５２７年出生于罗马，正逢波旁统帅率领的路德教派士兵在罗马洗劫六个月，犯下种种可怕的渎圣暴行的年头，我用什么有效的行动，来让人注意我的勇气，从而尽最大可能地享有对抗舆论的乐趣呢？我怎样来让那些愚蠢的同代人大吃一惊呢？我又怎样去感觉不同于这帮凡夫俗子的强烈快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