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个伴游，我的第一个“约会”对象只有一只脚。
他说冬天公寓太冷，他习惯去澡堂“取暖”，一次在蒸汽浴间睡着，躺在热气出口失去知觉，等有人发现，左大腿的肉已被蒸熟。
他行动不便，他妈从威斯康辛州来看他，安宁所需要有人载他们去附近走走。如果你不是医生、护士或厨师，伴游是你所能志愿的唯一工作。
这安宁所专收容没有医保的年轻临终病患。
它其实是一间平常的老旧两层大住宅，门口没有任何标识，安宁所要你进出尽量低调，因为邻居并不知情。
即使在这样的破落区，仍没人愿意和死亡为邻。
许多死亡：客厅四床，饭厅两床，楼上每房各两床。至少半数以上患了艾滋病，但这里一视同仁。你可以死于任何疾病。
我来此当伴游是因为我的工作。我是汽车厂工人。
整天躺在两百磅重的卡车下安装传动系统，一天八小时二十六辆，我必须手脚迅速及时完成，生产线正慢慢将卡车及车下的我推向数尺外的喷漆烤炉。
我新闻系的大学文凭只能拿到每小时五元的工资。同病相怜的不止我一个，我们常自嘲大学文科系至少应教授焊接，厂里的焊工比我们多领两元。
在这样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下，一天我竟意外地接受邀请参加教堂聚会。
教堂入口有棵奉献树，缀满纸饰，每个纸饰求一个善行。
我的写着：跟一个安宁所病患约会。
“约会”真是纸上用语，后面还附个电话号码。
我带单腿男子及他妈走遍附近观光点，市中心购物区、海滩、摩特诺玛瀑布，他的轮椅折放在我汽车的行李箱。
他母亲吸着烟，沉默。儿子三十岁，她有两周假期。
晚上我载她回高速公路旁的廉价小旅馆，她坐在引擎盖上抽烟，说起她儿子。
她的叙述已经用过去时了。
他从小弹钢琴。他的大学文凭是音乐，后来却在商场当展示员弹奏电子琴。
这些是情感干涸后的呓语。
两周后母亲走了，再三个月，儿子也走了。
之后，我载癌症病患去跟大海道别；载艾滋病患上胡德山，看这世界最后一眼。
我坐在病榻旁，听监视器每隔五到十秒哔响一声，将吗啡注入病患。
护士教我如何辨识死亡到来的迹象，当肾衰竭到肺脏进水，病人开始无意识地喘气挣扎，双眼翻白，突出。
数个小时你握着他们冰冷的手，等下一个伴游来接替，或者等到没有接替的必要。
当他们抵达终点，不再需要伴游。
那单腿男子的母亲从威斯康辛寄来一条她亲手织的毛线毯，紫红交错的鲜艳图案。另一位母亲或祖母寄来另一条蓝绿白织毯。
渐渐沙发上堆满各色图案的织毯，每条代表一个死去的儿子或女儿，一个破灭的希望。直到一天室友问我能否将这些毯子存放到阁楼。
我的第一个伴游对象，那单腿男子，在丧失意识前他求我去他的旧公寓。
衣橱里有一抽屉成人玩意儿，他希望他母亲可以不必面对。
于是我去了，小小的单间公寓，尘封了几个月，像个千年墓穴，静静等待。
衣橱里的玩具只让我感到悲哀欲泪。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第二天回到卡车下，我突然非常惊叹自己健壮有力的四肢。
我的人生不再是个失败，它仿佛一个才将盛放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