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往公园外面走。一个犹太难民小男孩上来给我们擦皮鞋，杰克布用德语跟他说了句什么，男孩看看他，失望地让开路，杰克布给了他一点零钱。
走到一个街口，又有两个小男孩上来，都是七八岁左右，要拉我们去理发。
杰克布跟他们对了几句话，转过头来对我说：为了全家不饿死，学都不上了，出来挣钱，晚上由父母教他们简单的功课和希伯来文。物价上涨得太可怕了，难民营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还是老一套，掏出零钱给那两个男孩。但男孩不放过我们，硬把我们拉到一个新搭的棚子里。棚子四周插满色彩鲜艳的纸风车，表示开张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个大铁皮灶，竖着长长的烟囱。灶上坐了四个铁皮水壶，蒸汽在落山的太阳中成了粉红的。
这是难民们自己开设的低价理发店。难民们试图让自己的钱财和技能形成个内循环。用中国语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发师们是他们自己开设的职业训练班培训的。一个前律师穿的工作服就是一个完整的面粉口袋，上端和左右两端各掏出三个洞，成了领口和袖口，背后，一个红艳艳的国际红十字会徽章。另外两个理发师有六十多岁，背弓下来，从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标本。
年岁大的一个理发师态度极其认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张开，吐露一截舌头，每动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里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里站了两分钟，才认出那个老理发师是寇恩先生。前银行家对着密密麻麻的账目，一定不会如此紧张。
我赶紧从理发棚转身。寇恩一家，过得远比他们表现出来的要苦。
杰克布跟上我，问我怎么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满脑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样子，还有顶在面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头推子时发作，面前的脑袋会怎样……
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杰克布问是谁。
我摇摇头，接着我来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我说：犹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触很多，是吗？杰克布那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又来了，跟老寇恩默默的承受、极端认真的模样相比，我特别讨厌他现在这笑容。我原来想跟他感叹难民们的韧性，在“终极解决方案”的阴影下，该开张还在开张，暂时不被“解决”掉，总得理发呀。但我突然什么都懒得说，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蚀在我的脑子里。
到底是什么熟人？杰克布又问一句。他稍微正经了一些。
一个老头，我毫无谈兴地说。
那你为什么逃了呢？他说。
我欠他债。我说。
杰克布突然煞住脚，愣了愣，然后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么跟我一样，动不动需要躲债主呢？
我本想说，谁和你一样？贿赂行帮，把你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难道你不记得有人为你使了钱？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吗？那么我是否应该代杰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么会认识一个犹太老头？杰克布问。他的笑容在那最后的淤青上舞动，缝针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线结，这个杰克布比旧金山的杰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顺眼的。某种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盘的性格凝聚起来。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长了，保不准会认识谁。这话等于没说。我的意思该这么理解：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和杰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准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块，所有冤家撞在一条窄弄堂里。
我们走到舟山路时，一个摆杂志摊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卖。他缩作一团，一巴掌宽的瘦脸上布满冷汗。破旧的衬衫领口还打着败色的领带。
杰克布走上去，买了一份犹太社区报，轻声和中年男人交谈了几句。我不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杰克布无非在问他的病情。果然，杰克布跟我说，中年男人得了疟疾，在八月下旬冷得发抖。
他刚来上海时办过一份报纸呢，杰克布说，后来倒闭了，他就靠这个书报摊子养家。
他站下来，回过头，又长长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里说：这个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没在三三年把我带去美国的话，守着这个书报摊在暑气里搂抱着自己御寒的家伙也许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马路对面排长队领每天唯一一餐饭的任何一个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丢在欧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数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