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三十七·论语十九(4)

　　问：“经、权不同，而程子云：‘权即经也。’”曰：“固是不同：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时多。”又曰：“权是时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赐
　　或问：“‘反经合道’之说，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说权，权即是经’，如何？”曰：“某常以为程先生不必如此说，是多说了。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如程先生之说，则鹘突了。所谓经，众人与学者皆能循之；至於权，则非圣贤不能行也。”焘
　　或有书来问经、权。先生曰：“程子固曰：‘权即经也。’人须著子细看，此项大段要子细。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须是合义也。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此是权也。若日日时时用之，则成甚世界了！”或云：“权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时之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然舜禹之後六七百年方有汤；汤之後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权也是难说。故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到得可与权时节，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祖道
　　或问经与权之义。曰：“公羊以‘反经合道’为权，伊川以为非。若平看，反经亦未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经，不可易者。汤武之诛桀纣，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诛管蔡，却是以弟杀兄，岂不是反经！但时节到这里，道理当恁地做，虽然反经，却自合道理。但反经而不合道理，则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於经乎！”又曰：“合於权，便是经在其中。”正甫谓：“‘权、义举而皇极立’，权、义只相似。”曰：“义可以总括得经、权，不可将来对权。义当守经，则守经；义当用权，则用权，所以谓义可以总括得经、权。若可权、义并言，如以两字对一字，当云‘经、权举’乃可。伊川曰：‘惟义无对。’伊川所谓‘权便是经’，亦少分别。须是分别经、权自是两物；到得合於权，便自与经无异，如此说乃可。”恪
　　问：“‘可与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见得那正当底道理分明了，不为事物所迁惑。”又问：“程子谓‘权只是经’，先生谓：‘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莫是经是一定之理，权则是随事以取中；既是中，则与经不异否？”曰：“经，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通变底道理。权得其中，固是与经不异，毕竟权则可暂而不可常。如尧舜揖逊，汤武征诛，此是权也，岂可常行乎！臂圣人此意，毕竟是未许人用‘权’字。学者须当先理会这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别君子小人，君子则进之，小人则去之，此便是正当底道理。今人不去理会此，却说小人亦不可尽去，须放他一路，不尔，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济事者，但终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并进，则岂可也？”广
　　亚夫问“可与立，未可与权”。曰：“汉儒谓‘反经合道’为权；伊川说‘权是经所不及者’。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盖权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热病者当服叙药，冷病者当服热药，此是常理。然有时有热病，却用热药去发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药去发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论者。然须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杀人，不是则剧。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这个物事。既是合用，此权也，所以为经也。大抵汉儒说权，是离了个经说；伊川说权，便道权只在经里面。且如周公诛管蔡，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气者虽同，而所以杀之者则异。盖管蔡与商之遗民谋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庙，盖不得不诛之也。若太宗，则分明是争天下。故周公可以谓之权，而太宗不可谓之权。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谓之权，而在他人则不可也。权是最难用底物事，故圣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贤以上，自见得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时举
　　因论“经、权”二字，曰：“汉儒谓‘权者，反经合道’，却是权与经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实未尝反经’，权与经又却是一个，略无分别。恐如此又不得。权固不离於经，看‘可与立，未可与权’，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事’，毫釐之间，亦当有辨。”文蔚曰：“经是常行之理，权是適变处。”曰：“大纲说，固是如此。要就程子说中分别一个异同，须更精微。”文蔚曰：“权只是经之用。且如称衡有许多星两，一定而不可易。权往来称物，使轻重恰好，此便是经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纲都是，只争些子。伊川又云：‘权是经所不及者。’此说方尽。经只是一个大纲，权是那精微曲折处。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经常之道，如何动得！其间有该不尽处，须是用权。权即细密，非见理大段精审，不能识此。‘可与立’，便是可与经，却‘未可与权’，此见经权毫釐之间分别处。庄子曰：‘小变而不失其大常。’”或曰：“庄子意思又别。”曰：“他大概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将甚做大常。”文蔚僩录别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