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阿启勒·培努韦尔
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儿向我们要求布施。我的同学约瑟甫·达勿朗诗给了他一枚值五个金法郎的银币。我吃惊了。他向我说了这样一件故事：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记起了一个故事，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听我说吧。
我家庭原是住在勒阿弗尔的，并不富裕。靠大家想法子应付罢了，没有旁的办法。父亲在外工作，定要到天晚才从办公室回家，而收入并没有什么大了不得。当时我还有两个姊姊。
我母亲因为我们生活得不宽裕很感痛苦，时常找着好些尖刻的话，好些遮遮掩掩的和不顾信义的闲话去对付我的父亲。这位可怜的丈夫当时有一个教我伤心的手势。他每每张开手掌搁在额头上，俨然是去擦汗一般，可是汗呢，并没有，而且他绝不答辩。我感到他的懦弱的痛苦了。大家尤其注意节约，从来不接受邀请去吃一顿夜饭，为的是免得回请；家里买的食品之类全是大减价的东西，种种陈货。姊姊们的裙袍全是自家缝的，为了三个铜元一公尺的滚条，也要在价格上商量好久。我们通常的食品仅仅是浓汤和牛肉杂烩。那仿佛是有益卫生的和滋补的，不过我宁愿吃旁的东西。
为了我失落了钮扣和撕破了裤子、他们就对我大嚷大闹。不过每逢星期日，我们就打扮得齐齐整整到港口的防波堤上去走一遭。父亲，穿上方襟大礼服，戴上丝光高帽子，套上手套，伸起胳膊给母亲挽着，母亲插戴得花花绿绿像是一艘过盛节的海船挂着各种旗子。姊姊都是早已打扮停当，专心等候出发的信号，不过，到了最后的那一刹那，总有人在家长的方襟大礼服上头发见了一处油迹，于是不得不赶忙用一块浸着汽油的破布头儿去擦掉它。
我父亲依旧把丝光高帽顶在头上，大礼服是脱下了的。露出两只被衬衣袖子笼着的胳膊，去等候旁人把油迹擦干净，这时候，我母亲戴好那副近光眼镜，并且脱下了那双手套，免得弄脏，忙个不住。
大家礼貌彬彬地上路了。姊姊们彼此挽着胳膊在前面走。她们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当时父母们都要教她们在城里露露脸。我靠住母亲的左边，她的右边由父亲护卫。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可怜的父母在星期日散步之中的庄严气概，他们脸上的严肃，他们态度上的正经。他们挺直了脊梁，伸直了腿子，郑重地走，仿佛一桩极端重要的事件要靠着他们的这种态度才能完成一样。
每逢星期日看见那些从陌生的远地方回来的大海船，父亲始终毫不变更地说着同样的话："哈！倘若茹尔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我的茹尔叔，父亲的兄弟，当初全家都对他躲避不及，而那时算是家庭里的唯一希望了。我自从童年时代就听见大家谈到他，我对他是那么熟识，所以我仿佛一见面就认得出他。他在动身到美洲那天以前的一切详细情形，我统统知道，尽管大家只轻轻地谈着他人生中的那一个时期。
他像是曾经有过一种不良的品行，这就是说他曾经吃空了一些儿银钱。对于贫穷的家庭这就是莫大的罪状了。在富有的家庭里，一个寻快乐的人做些糊涂事情，那就被旁人在微笑之中称呼他做花花公子。在日用短缺的家庭里，若是一个孩子强迫父母消耗了本钱，必然变成一个坏人，一个光棍，一个游荡子弟！
即令事实是同样的，而这种分别始终算正确的，因为只有结局才能够判别行为的严重程度。
总而言之，茹尔叔在吃光他自己那一份遗产之后，此外还大大地减少了我父亲可以得到的遗产。
旁人如同当年的惯例一样，教他搭上一艘从勒阿弗尔到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一到那地方，茹尔叔就做了商人，不过什么行业，我们却不知道，并且他不久曾经写信回来，说自己赚了点儿钱，希望能够补偿他从前替我父亲造成的损失。这封信在家庭里引起一种深刻的激动了。茹尔，从前有人说他毫无价值，居然一下变成了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心的孩子，一个真正姓达勿朗诗的人，纯洁正直得和所有姓达勿朗诗的一样。
此外，一个船长从前告诉过我们，说茹尔叔租了一家大店铺，并且经营一种重要的买卖。
两年之后，第二封信来了，他说："我亲爱的费力卜、我写信给你是为了请你不要记挂我，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做得不坏。明天我动身到南美洲去作一次长期旅行。将来也许有好几年没有消息给你。倘若我没有信来，你不必记挂。一到发了财，我一定回勒阿弗尔。现在希望这是一定不会等得太久，并且我们将来一定能够舒舒服服一块儿过活……"
这封信竟变成了家庭里的《福音书》了。大家时常读着，大家拿给所有的人看。
在十年当中，事实上，茹尔叔再也没有消息回来了，不过时间越久，我父亲的希望就越大，后来我母亲也时常说："将来好心眼儿的茹尔回来之后，我们的景况自然不同了。那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每逢星期日，瞧着那些向天空吐出蛇一样的煤烟的黑壳子大轮船从水平线上走过来，我父亲就重述着他那句永不变动的话：
"哈！倘若茹尔就在那里面，那是何等惊人的喜事啊！"并且大家几乎指望看见他扬起一方手帕唤着："噢嗨！费力卜。"
这桩事一定会成为现实，大家盘算过无数的计划：甚至于谈到应当用叔叔的钱在安谷韦尔附近去买一所小的乡村别墅。我不能肯定我父亲对于这个题目绝没有找人商量过。
我的大姊当时二十八岁；另一个二十六岁。她们都还没有结婚，而这件事当时对于我们是一个忧闷。
终于有一个想求婚的人被介绍给二姊了。是一个机关里的职员，不是富人，然而是正派的。我素来相信茹尔叔的那封信，某一天晚上我拿出来给那个青年瞧，居然使得他停止了种种游移而下决心求婚了。
大家连忙接受了他的要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以后，全家一同到哲西岛去作一次短期的旅行。
对于穷人，哲西岛是个旅行的理想世界。地方不远，坐着一只海船渡过海峡，就到了国外，那个小岛是归英国管的。所以一个法国人经过两小时的航海功夫，就能够看见一个邻国的民族住在他们国内的情形，和研究这个被英国国旗掩护的岛上的风俗，那种风俗真糟糕得如同那些说话率直的人所说的一样。
到哲西岛去的那次旅行，变成了我们专心注意的事，我们唯一的期待和我们随时都怀着的梦想。
我们终于起程了。我现在还看得见那简直像是昨天的事：轮船在大城码头边生了火，我父亲张皇地监视着我们那三件行李上船，我母亲记挂多端，挽着我那个没有结婚的姊姊的胳膊，仿佛自从另一个姊姊嫁了之后，她就孤单得如同一只伶仃地留在原有的窝里的唯一鸡雏了；在我们的后边，才是那一对老是落在后边的新夫妇，他俩时常弄得我回转头去瞧。汽笛响了。我们都上船了，后来船离开堤岸，在一片平坦得如同翠色的大理石桌面一样的海面上走动了。我们瞧见海岸在那儿跑着，大家都幸运得并且高兴得和世界上不大旅行的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