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惟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我问为什么。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地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我说：谁比你写的多？
他自顾自离开那个棋摊子。装束同街上任何一个老头都差不多了。曾经那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全没了。那种飘洒和愤怒，都没了。头发也不卷了，因为没有多少头发可卷。处处可见他在我继母手下的服帖。在贺叔叔和世俗以及主流社会的主宰下，他渐渐有了一个渴望：他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再不要惹是生非，背叛成性；他只要安安生生做个正常的人，其次，有个正当职业，叫作家。
他心平气和地对追上他的我说：老贺的心他领了。因此他更得帮他把这部小说写完。
我按捺住自己的勃然大怒。嗓音如今天在美国学生面前讲中国当代文学那样无关痛痒。我说：爸爸，你们还没完？
他听不见我，说他自己的：老贺他一直很讲义气。不过呢，我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作家？人家问起来，我写了几十年在写什么我拿什么去对答？我把老贺这本书修改完就好好写自己的作品。还有几年，还写得动。
他倒是对替人作嫁，一笔勾销的几十年潇洒慷慨。他鼓舞我地笑笑：等我写出一部好东西，再参加作家代表团。我在你出生前就有一部好作品要写，大作品！你不信？信？
我笑笑。大作品。他站下来，等他自己的呼吸跟上。
他穿着不伦不类的白旅游鞋，无风格但很新的灰外套，两只脚还是歪着，忍受着过去和未来。忍受那一点儿没办法的无耻。
书？出版了。像百货店出来一批雨伞，粮店出来一批挂面，正常，谁也不大惊小怪。挂面很陈了，雨伞也过了时令。那类小说人们一看就说：又来了，不就是文*中挨斗坐牢妻离子散？
没有。他中风了。贺叔叔从哪点看都不像个突然倒下中风的人。只摔了一跤。
在书出版的两个月以后。
我很长很长时间没见他了。在忙着办出国的繁杂手续。告别故土是个非常冗长的过程。最难最沉重的部分是告别他。
还是去了。特意扮成个喜洋洋的模样，买了两罐时髦的浓缩橙粉。我知道女区委书记来尽了一星期为妻义务，刚刚离开。
不是医院的探视日。护士长叫两个护士撵我下楼。我说我从很远来的，她们说从美国来的也不行。病人都在午睡。我最后请她们把礼物代病人收下，踽踽下楼去。她们以为代收礼品意味我放弃纠缠了。我却很快回来，穿过午睡中充满深沉鼻鼾的昏暗走廊，找到贺叔叔的军人病房。
床头一个输液架，淡黄管子里的液体走动着，连着他松松搭在床沿的手。那只手很大，没有黑斑和皱缩的皮肤。它若醒来仍能给我最温暖的抚摸。它还透着少壮。他尽管老了却还有种少壮的气质。
大约三四分钟。
只看见他的气色、气质，那只手。火车那夜抚摸过十一岁女孩的手。
我跟他已圆满结束了。走出那走廊，这个始终暗暗在为我的童年和青春作伴的男性就真的过了时令。因为他那暗中伴陪，我从没真正陪伴过宋峻。
泪如烈酒一样在我眼中作烧。完了就好，我要做个正常的人。
却没完。在医院大门口我忽然碰见一个人。一身草绿，脸膛黑红。是个中年军人。那种来自边疆缺人烟地区的懵懂目光，那种横冲直撞和开朗眉目。我一下子认出他是谁。他是我童年见到的贺一骑。我心目中永不泯去的少壮的贺叔叔。
他被这个三十岁大几的女子叫住，回过身。宽肩，没有他父亲那样的高度。却比他父亲挺拔。他当然不知我是谁，正如许多人不知我爸爸是谁。他紧张地微笑，听这女子问：你是来看你父亲的吧？他不知这女人脸上的红晕是怎么回事。那深知内情的笑容是哪里来的。瞬间就有半个世纪的熟识。如他父亲当年那样走近我父亲。我向他伸出手：说自己是谁准准，他装着知道，笑得越来越放心了。他伸出贺叔叔的手掌——年轻未残的，宽厚温热的，把我整个的握在里面。我告诉他现在护上们撵人如撵狗，还是等三点钟午觉时限过了再去吧。我说贺参谋长，我常听你父亲提起你。从你十八岁当兵，成养猪模范，致你进步兵学校，娶妻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