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长江北岸,那里雨水较多,尤其是每年的梅雨季节,常常是连月不开。下得大的时候简直就像天被捅了个大窟窿,天上所有雨水都赶到这儿化作瀑流倾泻,所以,当我读到诗人聂鲁达的回忆录,一开篇就写到他家乡的无穷无尽的滂沱大雨,不仅不惊讶,而且觉得比较亲切。
总是下雨,当然令人讨厌,尤其是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孩子喜欢“闹野”,一旦大雨倾盆,遍地泥泞,更不方便出去玩了,天地间阴阴惨惨,人又无所事事,心情自是很郁闷。我把家里的几本文学杂志都翻烂了,没有新的读物进来,那可真是百无聊赖啊!只好趴在窗户上看外面的行人如何撑着旧伞在雨中伶仃而行,或在泥泞里艰难跋涉,甚至一滑一跌,现出种种让人感到滑稽的怪象,也能开心一下,但稍久仍觉枯燥无趣。 是不是雨天都这样单调苦闷呢?也不是的,也有许多开心的事儿只在雨天才有。比如夏天暴雨如注的当顷,我们会冒雨出去,把奔流的溪水拦起来,用泥巴建一个“水坝”,还用瓦片做个闸门,水蓄积到一定时候提起闸来,看到一片“洪水”喷出老远,自是欢呼雀跃。但最热闹乃至可称为“狂欢”的并不是在夏季,因为夏日村里人常常都很忙,无暇顾及玩乐尤其是集会——而“狂欢”总是需要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才会有的。那么是什么时候呢?是寒冬或春初所谓“春寒料峭”的日子,田间农事已了,而天气已然或仍然寒冷,适合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取暖,欢乐地度过一天时光。 这样的聚会一般是在村里的某间宽敞的公屋里进行。我们那间公屋是叫作“大厅”的,一到下雨天,人们不自觉地走来闲谈,一开始或许只是几个妇女来此做针线,接着好热闹的孩子们来这里捉迷藏,追逐打闹,又有几个大人来寻孩子,便站下来袖手而观。于是人越聚越多,以致整个大厅里很快就挨挨挤挤,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从天井口直冲向云霄——布满雨云的天空。 这时候不知不觉形成这样的局面:许多大人站在一边“观场”,而人丛中随时空出一块地儿便做了“舞台”,孩子们登场展现种种身段和能耐。那便有点类似杂技表演了,有的做空中翻,咫尺之地,竟能原地接连翻出十几二十个跟斗,最后还能稳稳地站立;有的表演倒立,甚至倒着用手行走;有的把扁担、竹竿竖起来搁在鼻梁上,会长时间不倒不掉;有时几个人或一个人踢毽子,那自己扎的羽毛毽子漫天飞舞,让人眼花缭乱,却总是不会落地。偶尔还有人带来一支新做的竹哨,呜呜地吹起来,也不管别人是否在听,只顾展示自己的“才艺”;最不济的也想表演跳高或“飞檐走壁”,顺着根柱子爬到高处摸摸屋檐……总之是各尽其能,各施其技,以博得一声喝彩,一阵欢呼,而那些大人站在那里果然也看得兴致勃勃,频频点头,不时嬉笑,有时还加以指点议论。孩子们便玩得更来劲了……欢声笑语不断,仿佛正在欢度某个盛大的节日,仿佛是马戏团来到了村里。 想来也觉得奇怪,那时候日子过得那么穷困,许多人家“家徒四壁”,怎么还能玩得这么开心呢?其实也不难理解,那时都是合村而居,村里也没有什么人外出打工,都守在家里,逢到天阴雨湿,无处可去,如果再不出来串串门、聚聚会,怎么打发那无聊而苦闷的日子?这倒丰富了我们单调的童年生活,使我们的乡村记忆有了一抹亮色。 不知不觉,我们就长成大孩子了。当然不好意思再过分玩闹,不好意思总表演滑稽可笑的动作,但又还不够格跟大人站在一旁观望。我们成了边缘人,我们很有点无聊了,但没有法。忽然有一天,有一个大孩子招呼一声:我们换个地方玩吧!便从大厅里抽身出来,往村头上跑。越过村路,就是打谷场,跑进打谷场,斜插过去,就来到东头的几间队屋,这在冬天主要是生产队储藏农具的地方。哦,这是个好地方! 门是简单地锁着的,或只是缠绕一段铁丝,我们很容易弄开就进去了。里面当然没有人,只有一屋子农具,这时,大孩子说:我们开年就要拿它们种地干活了!于是各个都不自觉地拿起农具操练起来。这个扶起一张犁,模拟着插入土地,推着向前;那个拖来禾桶,拿着掉了柄的大扫帚当稻穗在桶沿掼起来;又有人坐到“列车”(一种耘田的工具)上,想象自己由牛拉着,在水田上滚动;还有人摇起风车,扇出巨风,有人挥起木锨扬谷,而我则和几个年龄小些的孩子趴到大水车上,踩着脚踏,车起水来……这一切仿佛都从未做过,多有趣呀,队屋里也腾起了一阵阵欢声笑语……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狂欢,可是我们至多也就玩过两三次就不再玩了。因为我们毕竟长大了,属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即将正式展开,生活的重担已经在等着我们去挑起,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要告别童年的一切。冬去春来,伙伴当中就有人再也不去上学了,他们跟从父辈到田野上学做农活,追随的也是与先辈一样的人生。事实上,当初在大厅上参加狂欢“派对”的时候,就有几个大孩子从热闹场上抽身出去,披上雨衣,戴上斗笠,消失在门外雨幕中,帮父辈放水、护苗去了。雨天的狂欢,童年的狂欢,是多么短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