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志愿者让在我面前。我是那么不情愿用志愿者这个词来称呼她。她很年轻，眉宇间很忧郁，时刻提醒你她不是一个完全的志愿者，而是被某种目的驱使到这里来的。
这一次站在院子里，是为了更方便的谈论死亡。病房里住满了垂危的人，尽管有的昏睡的，有的痴呆，我还是不愿在距离他们很近的地方谈不可避免的归宿。尽管他们可能完全听不见。
因为冷，女孩的瘦削的双颊现出艳丽的玫瑰色，使她比我初见时可爱了许多。冷和热都会使年轻人脸色红润。但热会使额头也红起来，人显得毛躁。惟有冰冷中的红润，象果子一样生动。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问。不是专业记者，很不会采访，只拣最好奇的问。
“因为……大家都来，我就来。”她说。声音很小，迫使你离她更近些，看到她的额头明净得象刚洗过的玻璃杯。
“如果大家都不来，你来吗？”我问。这是个穿着随大流的小姑娘，今冬最流行的黑色羊毛健美裤，套上洋红色的小靴子，该是很有生气的打扮，但仍然觉出她的沉闷。
“我不来。”她干脆地说。
还好。有说真话的勇气。
“那么为什么来呢？”
“因为总说要做好事，一般的好事早就叫人做完了。我说得不是数量，是种类。学院要挖掘新的好事品种。一位同学的表姐在这当护士。她说，大学生闲着没事，到医院来陪要死的老头老太太说会儿话吧。就这样。”
“同学们都有些什么说法？”
“说什么的都有。先说，给不给钱啊？外国干这事可得给大价钱。立刻有人反驳，你才土呢，外国干这活一分钱也不要。其实他俩说得都对都不对。如果要钱，真是不少要。如果不要，就一分钱也不要。”
“你们呢？”我明知故问。
“我们当然不要的。一星期来一次。”
“大家愿意来吗？”
“怎么说呢？又害怕又好奇。真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死人。我特怕见死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小动物，可是我从来不养。觉得养得不好，它们就死了。心里的难过，远远大于它们活着的时候带给我的欢乐。我问过我妈，说以前的人有的连蚂蚁都没踩死过，我眼神不好，根本看不清地上有没有蚂蚁，不知踩死多少小生灵了，真糟。我妈说，傻孩子，一条生命，哪就随随便便没了？只要不是成心用鞋底碾，蚂蚁不会死的。我试了一回，穿着旅游鞋走过去，回头趴在地上一看，蚂蚁安然无恙。我的心不坏，可是我不愿来。不是因为别的，我太容易忧伤了，胆子还特小。”
“不来不行吗？不是说自愿吗？”我问。
“不行。现在说是自愿的事，有几个是真自愿的？学校后来把它规定为品行项目，打分记档案。说这是爱心服务，必须来。刚开始，我的确是被迫的，但现在，我是心甘情愿地来了。”
我不知假如詹姆斯博士在场，会是一副什么样表情。我说：“详细讲讲好吗？”
“第一次走进这个院落，死气沉沉。表姐说同学们愿意进屋同老人聊天最好，要不帮着打扫卫生也行。她知道我们害怕。”
“几个胆大的同学随便找了个门，一推就进去了。我很想等他们出来告诉我窨是怎么一回事再决定进不进。可他们好象进了漩涡，再不露头。我傻傻地让在院子当间，后来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儿。表姐走过来说，你要不帮助擦玻璃吧。”
“我端了一盆热水立在一扇窗户外头。那一年的冬天比今年冷，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花，是从里面结的，外面蒙着黄沙。我用手把抹布拧干，表姐会关心人，水是热的。我团着手巾在玻璃上一下一下地干抹，一溜溜同抹布等宽的洁净玻璃面就露出来了。现在只剩下里面的冰花了。我是每一次那么仔细地观察冰花，象一棵棵圣诞树，笔直地立在透明的大厦里。因了毛巾稀薄的热气，它们极轻微地融化了，精致的树叶好晚淋了雨，晶莹的雾气缠绕其上，轮廓柔软地模糊了。现在，这间病房玻璃朝外的一面，已经象刚洗过的葡萄，带着隐隐的水珠，漂亮清洁。明亮但并不温暖的阳光照在上面，泛出带虹彩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