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书省奏，可调夫数万，上曰：「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内里军夫浚治。」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承安五年，边河仓州县，可令折纳菽二十万石，漕以入京，验品级养马于俸内带支，仍漕麦十万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监丞田栎相视运粮河道。
泰和元年，尚书省以景州漕运司所管六河仓，岁税不下六万余石，其科州县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虽近官监之亦然。遂命监察御史一员往来纠察之。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犯屯田户地者，官对给之。民田则多酬其价。六年，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于己，多致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为府三：大兴、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沧、清、献、深、卫、浚、滑、磁、洺、通。县三十三：大名、元城、馆陶、夏津、武城、历亭、监清、吴桥、将陵、东光、南皮、清池、靖海、兴济、会川、交河、乐寿、武强、安阳、汤阴、监漳、成安、滏阳、内黄、黎阳、卫、苏门、获嘉、新乡、汲、潞、武清、香河、漷阴。
十二月，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张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闸，凡十余日方至京师，而官支五日转脚之费。」遂增给之。
贞祐三年，既迁于汴，以陈、颍二州濒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观州漕运司设提举官，募船户而籍之，命户部勾当官往来巡督。四年，从右丞侯挚言，开沁水以便馈运。上又念京师转输之劳，命出尚厩牛及官车，以助其力。兴定四年十月，谕皇太子曰：「中京运粮护送官，当择其人，万有一失，枢密官亦有罪矣！其船当用毛花辇所造两首尾者，仍张帜如渡军之状，勿令敌知为粮也。」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可以纾民力。」遂命严其侦候，如有警，则皆维于南岸。时朝延以邳、徐、宿、泗军储，京东县挽运者岁十余万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于归德府置通济仓，设都监一员，以受东郡之粟。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言：「河南驻跸，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往还不过数日，篙工不过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则是百人以数日运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万斛，且无稽滞之患。」上从之。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
○卢沟河
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被灾之地，以百官从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东岁饥。工役兴则妨农作，能无怨乎？开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罢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还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责曰：「所余三十日徒妨农费工，卿等何为虑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其后，上谓宰臣曰：「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竟不能行而罢。二十五年五月，卢沟决于上阳村。先是，决显通寨，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至是复决，朝延恐枉费工物，遂令且勿治。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高一百四十余尺，止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傥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不然则更立重闸，仍于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几可以无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诏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有司谓车驾之所经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请官建东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间自应为耳。」左丞守贞言：「但恐为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东岸，若官筑则东西两岸俱称，亦便于观望也。」遂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