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欧罗巴森林里的火开始往上冒了。这儿给你扑灭了，它在别处又烧起来。浓烟滚滚，火星四射，从这一处跳到那一处，燃着干枯的荆棘。在东方，前哨战揭开了国际战争的序幕。整个的欧罗巴，昨天还带着怀疑色彩而萎靡不振的，象死了的树林一般的，今天已经被大火包围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厮杀的欲望。战争随时可以爆发。你把它压下去了，它又抬头了。最无聊的借口也能成为它的养料。大家觉得受着偶然的支配，偶然就能发动争端。连一般最和气的人也感到事情不可避免了。那些理论家正扯着普鲁东的旗号讴歌战争，认为可以发挥人类最高的德性……
西方民族的身心复活，原来归结到这个结果！热情的行动与信仰，竟然把民族逼上了屠杀的路！要使这个乱冲乱撞的行动有个预定的，经过选择的目标，唯有一个拿破仑式的天才才能办到。但欧洲无论哪里都没有这种行动的天才。仿佛大家特意挑了一批最庸碌的人当家。人类的聪明不在这方面——你只有听任那个带着你往前冲的巨潮摆布。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都是一样。欧罗巴的局势是普遍的紧张。
克利斯朵夫回想起那次跟皇皇不安的奥里维一同经历的，差不多一样紧张的情形。但那时战争的威胁不过象转瞬即逝的乌云。现在，威胁的影子可罩着整个的欧洲了。而克利斯朵夫的心情也改变了。他不能再参加这些民族的仇恨。他的心境正象一八一三年代的歌德：没有恨，怎么能厮杀？过了青春，又怎么能恨？他早已走出仇恨的区域。他对于这些相持不下的民族完全一视同仁，不分轩轾。各个民族的价值，对世界的贡献，他都认识清楚了。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于邻族的祸福会感觉得象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暴雨的乌云已经沉到你脚底下，周围只有天空，——“给鹏鸟飞翔的无边无岸的天空”。
然而有时候，克利斯朵夫也觉得四周的敌意有点儿难堪。在巴黎，大家表示得那么露骨，使他随时感到自己属于敌对的民族；便是他心爱的乔治也忍不住在他面前表白他对德国的心情，使他悲伤。于是他走开了，推说要看看葛拉齐亚的女儿，到罗马去住了一阵。但那边的环境也并不安静。民族主义的骄傲已经象瘟疫一般的蔓延到了，改变了意大利人的性格。那些素来被克利斯朵夫认为麻木而懒散的人，现在也只想着武功，想着战争，想着侵略，想着罗马的鹰隼在利比亚沙漠的上空飞翔；他们自以为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最了①不起的是，各个对立的党派，社会党，教会派，保王党，都极真诚的受着这种狂热的感染，而并不以为反叛自己的主义。可见各个民族一旦被传染病式的热情扫荡之下，所谓政治，所谓人类的理智，都会变得无足重轻。那些热情还不屑于消灭个人的热情，只是利用它们，使一切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在功业彪炳的时代，情形一向是这样的。亨利第四的军队，路易十四的内阁，那些建立法兰西的丰功伟业的先民，富于理智与坚于信仰的，和追求名利与享乐的一样的多。不论是扬山尼派还是好色之徒，是清教徒还是情欲强烈的人，在满足他们的本能的时候，连带也为共同的使命出了力。在将来的战争中，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一定都会参加；象他们国民议会时代的祖先一样，各人都深信这是为了求自己民族的幸福，为了求永久的和平……——
（1）公元前一世纪时，利比亚为罗马帝国领地；一九一二年后，又曾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
克利斯朵夫站在罗马耶尼居峰的平台上，带着嘲弄的笑容，眺望这个又杂乱又和谐的城市，正好象征山峰底下的世界：古时的废墟，巴洛克式的屋面，现代的建筑，虬结在一处的杉树与蔷薇，——各个世纪，各个作风，被聪明的头脑溶成一个坚固而连贯的整体。同样的，人类的精神会把它本身所具备的秩序与光明，照在纷争不已的世界上。
克利斯朵夫留在罗马的时期很短。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太强了，他有点儿害怕。要能利用这种和谐，他必须站得远远的；在这儿留下去颇有被吞没的危险，好似多少与他同种的人一样——他不时上德国去住一下。但虽然德法二国的冲突迫于眉睫，结果还是巴黎永远在吸引他。那边有他当做儿子一般的乔治。而且他不但受着感情方面的影响，思想方面的理由对他也有作用。一个思想活跃的，热烈参预一切精神生活的艺术家，不容易再习惯德国的生活。并非那边缺少艺术家。而是艺术家在那边缺少空气。他们和自己的民族隔离了；大家对他们不感兴趣，都忙着别的事，或是社会方面的或是实际方面的。诗人们因为人家瞧不其他们的艺术，也就存着瞧不起人的心躲到他们的艺术中去了；他们一气之下，干脆把自己和群众生活的最后一些连系斩断，而只为了几个人写作。他们都是很有天分的，精练的，贫弱的小贵族，本身也分化为许多敌对的小组，在狭小的天地中喘不过气来；因为不能扩大范围，他们便拚命的往下挖，把泥土翻来翻去，直到把里头的精华吸尽为止。于是他们在一片混乱的梦境中迷失了，甚至不想把梦境彼此沟通。各人站在原位上在大雾中挣扎。没有一道共同的光明指引他们。各人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