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下皆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宇请姑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
。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也。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时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