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以课不能及额，缴进告敕。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荜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管课，依新例永相比磨。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入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按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以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盐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于前，军储支引者亦甚多，况日用不可阙之物，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随时取利，恐徒失之。」遂复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其价，复加其所鬻之数。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