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要消失，红头绳儿也要消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要毁坏变形。钟不歇，人不散，只要他们多撞几下，我会多有几分钟时间。没有人注意我吧？似乎没有，大家只注意那口钟。悄悄向她身边挤去，挤两步，歇一会儿，摸一摸那封信，忍一忍心跳。等我挤到她身后站定，好象是翻山越岭奔波了很长的路。
取出信，捏在手里，紧张得发晕。
我差一点晕倒。 她也差一点晕倒。
那口大钟剧烈的摇摆了一下。我抬头看天。
「飞机！」
「空袭！」
在藤鞭下接受的严格训练看出功效，我们像野兔一样窜进槐木，隐没了。
坐在坑里，听远近炸弹爆裂，不知道自己家里怎样了。等大地和天空恢复了平静，还不敢爬出来，因为那时候的防空知识说，敌机很可能回头再轰炸一次。我们屏息静听……
很久很久，槐林的一角传来女人的呼叫，那是一个母亲在喊自己的孩子，声嘶力竭。
接着，槐林的另一角，另一个母亲，一面喊，一面走进林中。
立刻，几十个母亲同时喊起来。空袭过去了，她们出来找自己的儿女，呼声是那样的迫切、慈爱，交织在偌大一片树林中，此起彼落……
红头绳儿没有母亲……
我的那封信……我想起来了，当大地开始震撼的时候，我顺势塞进了她的手中。
不会错吧？仔细想想，没有错。
我出了防空坑，特地再到钟架旁边看看，好确定刚才的想法。钟架炸坍了，工人正在埋钟。一个工人说，钟从架上脱落下来，恰好掉进坑里，省了他们很多力气。要不然，这么大的钟要多少人抬得动！
站在一旁回忆刚才的情景，没有错，信在她的手里。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的想：好了，她能看到这封信，我就心满意足了。
大轰炸带来大逃亡，亲族、邻居，跟伤兵、难民混在一起，滚滚不息。我东张西望，不见红头绳儿的影子，只有校长远远站在半截断壁上，望着驳杂的人流发呆。一再朝他招手，他也没看见。
果然如校长所说，我们在战争中长大，学会了吃苦和自立。童年的梦碎了，碎片中还有红头绳儿的影子。
征途中，看见挂一条大辫子的姑娘，曾经想过：红头绳儿也该长得这么高了吧？
看见由傧相陪同、盛妆而出的新妇，也想过：红头绳儿嫁人了吧？
自己也曾经在陌生的异乡，摸着小学生的头顶，问长问短，一面暗想：「如果红头绳儿生了孩子……」
我也看见许多美丽的少女流离失所，人们逼迫她去做的事又是那样下*……
直到有一天，我又跟校长见了面。尽管彼此的面貌都变了，我还认识他，他也认得我。我问候他，问他的健康，问他的工作，问他抗战八年的经历。几次想问他的女儿，几次又吞回去。终于忍不住还是问了。
他很严肃的拿起一根烟来，点着，吸了几口，造成一阵沉默。
「你不知道？」他问我。
我慌了，预感到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校长哀伤的说，在那次大轰炸之后，他的女儿失踪了。他找遍每一个防空坑，问遍每一个家庭。为了等候女儿的消息，他留在城里，直到听见日军的机关枪声……多年来，在茫茫人海，梦见过多少次重逢，醒来仍然是梦……
怎么会！这怎么会！我叫起来。
我说出那次大轰炸的情景：同学们多么喜欢敲钟，我和红头绳儿站得多么近，脚边的坑是多么深，空袭来得多么突然，我们疏散得多么快……只瞒住了那封信。我一再感谢校长对我们的严格训练，否则，那天将炸死很多孩子。校长一句话不说，只是听。为了打破可怕的沉默，我只有不停的说，说到那口钟怎样巧妙的落进坑中，由工人迅速填土埋好。
泪珠在校长的眼里转动，吓得我住了口。这颗泪珠好大好大，掉下来，使我更忘不了那次轰炸。
「我知道了！」校长只掉下一颗眼泪，眼球又恢复了干燥。「空袭发生的时候，我的女儿跳进钟下面坑里避难。钟掉下来，正好把她扣住。工人不知道坑里有人，就填了土……」
「这不可能！她在钟底下会叫……」
「也许钟掉下来的时候，把她打昏了。」
「不可能！那口钟很大，我曾经跟两个同学同时钻到钟口里面写标语！」
「也许她在往坑里跳的时候，已经在轰炸中受了伤。」
我仔细想了想：「校长，我觉得还是不可能！」
校长伸过手来，用力拍我的肩膀：「老弟，别安慰我了，我情愿她扣
在钟底下，也不愿意她在外面流落……」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临告辞的时候，他使用当年坚定的语气告诉我：
「老弟，有一天，咱们一块儿回去，把那口钟吊起来，仔细看看下面……咱们就这样约定了！」
当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大群工人，掘开地面，把钟抬起来，点着火把，照亮坑底。下面空荡荡的，我当初写给红头绳儿的那封信摆在那儿，照老样子叠好，似乎没有打开过。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