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志第十(2)

　　按《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邺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钟，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钟，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钟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
　　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按《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钟，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馀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钟。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钟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余调，更成杂乱也。
　　其奏大抵如此。帝并从之。故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馀声律，皆不复通。或有能为蕤宾之宫者，享祀之际肆之，竟无觉者。
　　弘又修皇后房内之乐，据毛苌、侯苞、孙毓故事，皆有钟声，而王肃之意，乃言不可。又陈统云："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弘等采肃、统以取正焉。高祖龙潜时，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
　　初，后周故事，悬钟磬法，七正七倍，合为十四。盖准变宫、变徵，凡为七声，有正有倍，而为十四也。长孙绍远引《国语》冷州鸠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自鹑及驷，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有七律。又引《尚书大传》"谓之七始"，其注云："谓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歌声不应此者，皆去之。然据一均言也。宫、商、角、徵、羽为正，变宫、变徵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浊倍，三七二十一而同为架，虽取繁会，声不合古。又后魏时，公孙崇设钟磬正倍，参悬之。弘等并以为非，而据《周官·小胥职》"悬钟磬，半之为堵，全之为肆"。郑玄曰："钟磬编悬之，二八十六而在一虡。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又引《乐纬》"宫为君，商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悬十六"。又据汉成帝时，犍为水滨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悬八之义也。悬钟磬法，每虡准之，悬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悬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