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一个国家或民族缺乏良好的宗教传统，肯定是件遗憾的事。但是，人类早已走过了精神蒙昧期，现在再要往某个民族意识深处重新植入某种宗教，无异痴人说梦。时至现代，那些落后的亚洲国家只有依靠先进的政治文明，才可自我救赎。
这个话题太大了，不是我有能力涉及的。我倒是胡思乱想过人类精神建设过程当中对肉体的背叛和逃避。人的肉身与生俱来，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首先都是因为有了肉体。人的灵魂精神，喜怒哀乐，你是愚昧也罢，智慧也罢，都必须以人的肉体为载体。没了肉体，便如水浇火，青烟散尽，惟余冷灰。精神依托肉体而存在，早已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我们回首人类心灵史，却是一部不断蔑视肉体、仇视肉体、背离肉体、戕害肉体、忘却肉体的历史。人类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们逃离肉体，欲往何处？人的荒诞在于：大多时候，他们总是蔑视和背叛自己所固有的，向往自己没有的，甚至不可能有的。他们的内心永远有一种超越和解脱的渴望，一种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焦虑。
伊渡：人类必须承认一些假定的前提才能心安理得，不然真没法活下去。比如人类知道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为什么？因为人类需要上帝。人活着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生存是有意义的。因为生命仅仅诞生于偶然，无所谓高贵意义。宇宙间，由于极偶然的原因诞生了这么一个适应生命存在的地球，又由于极偶然的原因滋生了种种原始生命，仍然由于极偶然的原因人类进化出来。也就是说，人类极可能不存在，或者极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既然如此，人类自命的使命感哪里来的呢？
王跃文：造化创造了人的肉体，也创造了人的思维。可思维偏偏想离开肉体，飞升到另一个空灵的境界当中去。世世代代困扰着人类的这种灵魂相对肉体的无望挣扎，究竟缘何而起？别的动物也同我们一样因为肉体而焦躁不安吗？又是谁独独给人类设置了这样的宿命？或者，真有一个上帝吗？人类的命运不过是上帝设置的一个游戏？人类的生活永远在别处。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尖刻地讽刺过的那种人，他们拼命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可是千百年来，人类一代一代确实在做着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注定是一种绝望的动物。
有次看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听那位英国的劳伦斯对满怀好奇心的土耳其土著人说，我来自一个富裕的国家，那里的人都很有钱。我很感慨：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富裕过。有人分析中国贫穷的根源，列举了很多原因，包括战争频仍、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运不昌等等，我想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中对肉体的蔑视和排斥。人有物欲和肉欲，天经地义，可是，中国传统文化偏偏重义理而轻物欲，这是相当虚伪的。统治者自己享受着优厚的物质生活，却张口闭口仁义道德，甚至告诫老百姓不要看重物质利益，就更加假仁假义了。
蔑视肉体物欲，“***”时期达到巅峰。所谓艰苦朴素，直接成了不要物质利益、只要思想觉悟。当时有的干部偶尔置了新衣服，得特意缝上两个补丁。没有物质利益的向往，哪来的创造动力？贫穷就是很自然的了。
追寻这种荒唐的政治理念的历史文化根源，就在于精神一直梦想着逃离肉体。中国的文化里面，人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肉体？灵与肉一定势不两立的吗？东郭先生曾经问庄子，你所说的至高无上的“道”在哪里呢？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杂草，在烂瓦，在屎尿。既然如此，庄子为什么又非要人们形如槁木、呆若木鸡、心无所悬、坐化忘机呢？难道非如此不能悟道？人类肉体的丰富感觉，它给予人的愉悦和痛苦，难道不是大化和自然的一部分吗？可庄子言下之意，道无所不在，却惟独不在人的肉体内！中国的哲学家至少从庄子开始，就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
伊渡：中国古人所说的“物”和“我”，通常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而其中的“我”通常又是指精神的我，而非肉体的我。
王跃文：也不尽然。我觉得中国哲学家并没有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而是认为肉体是万恶之本，灭掉肉体欲望和肉体感觉，才能灭掉恶。
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我愈经常愈持久地思索，它们就愈使我的心灵充满始终新鲜的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康德说的这两样东西是什么呢？他说，那就是在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