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海内安治，朝廷尊严，圣人作事，固臣下将顺之时，而臣以蝼蚁之命，进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于吏议，小则名位削除，大则身首分磔，其为身计，岂不愚谬。惟陛下深思博虑，不以人废言，以宗庙天下为心，俯垂听纳，则小臣素愿遂获，虽死犹生，他非所觊望也。
世宗纳之，遂为罢行，仍谕辅臣曰：「梁襄谏朕毋幸金莲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罢其行。然襄至谓隋炀帝以巡游败国，不亦过乎。如炀帝者盖由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既叛，虽不巡幸，国将安保？为人上者，但能尽君道，则虽时或巡幸，庸何伤乎？治乱无常，顾所行何如耳。岂必深处九重便谓无虞，巡游以时即兆祸乱者哉！」
襄由是以直声闻。擢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弈事，罚俸一月。世宗责之曰：「监察，人君耳目，风声弹事可也。至朕亲发其事，何以监察为？」转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未几，迁通远军节度副使，以丧去。服阕，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事，避父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暐、曹州刺史段铎荐襄学问该博，练习典故，可任礼官。转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坐簸扬俸粟责仓典使偿，为按察司所劾，以赎论。历隩州刺史，累迁保大军节度使，卒。
襄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自蚤达至晚贵，膳服常淡薄，然议者讥其太俭云。
赞曰：金起东海，始立国即设科取士，盖亦知有文治也。渐摩培养，至大定间人材辈出，文义蔚然。加以世宗之听纳，人各尽其所能，论议书疏有可传者。惜史无全文，仅存梁襄《谏北幸》一书，辞虽过繁而意亦切至，故备载之，以见当时君明臣直，不以言为忌。金之致治于斯为盛，呜呼休哉。
路伯达，字仲显，冀州人也。性沉厚，有远识，博学能诗，登正隆五年进士第，调诸城主簿。由泗州榷场使补尚书省掾，除兴平军节度副使，入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将幸上京，伯达上书谏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岂独旧邦是思，空京师而事远巡，非重慎之道也。」书奏，不报。阅岁，改秘书郎，兼太子司经。时章宗初向学，伯达以文行知名，选为侍读，居无何以忧去。会安武军节度使王克温举伯达行义，起为同知西京路转运使事，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兼翰林修撰，敕与张行简进读陈言文字。
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贺天寿节于九月一日，伯达论列以其非时，平章政事张汝霖、右丞刘玮及台谏亦皆言其不可，下尚书省议，伯达曰：「上始即政，当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绐四方非信。且贺非其时，是轻礼重物也。」因陈正名从谏之道。升尚书刑部郎中。上问群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务本业、广储蓄？」伯达对曰：「布德流化，必自近始。请罢畿内采猎之禁，广农郊以示敦本，轻币重谷，去奢长俭，遵月令开籍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农不劝、粟不广者未之有也。」是时，采捕禁严，自京畿至真定、沧、冀，北及飞狐，数百里内皆为禁地，民有盗杀狐兔者有罪，故伯达及之。累迁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国军节度使，未几，改镇安武。
尝使宋回，献所得金二百五十两、银一千两以助边，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诚，赠太中大夫，仍以金银还之，傅泣请，弗许。傅以伯达尝修冀州学，乃市信都、枣强田以赡学，有司具以闻，上贤之，赐号成德夫人。
子铎、钧。钧字和叔，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终莱州观察判官。铎最知名，别有传。
赞曰：金诎宋称臣称侄，受其岁币，礼也。使聘于其国，燕享礼也，纳其重赂其可乎哉？时人贪利忘礼，习以为常，莫有知其为非者。故去则云酬劳效，还则户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谊耶？伯达独能明其非礼，回献所馈，赍志未毕，傅氏又能成之，及归所献，竟以买田赡学。妇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于世俗之见者宁不愧哉。赐号成德，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