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杀时怎么给搞砸的？”我说。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梅尔说。“他用他买的点二二手枪威胁我和特芮。噢，我不是开玩笑。这家伙老是威胁我们。真该让你们看看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像逃犯一样。我自己甚至买了一支枪。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的人？但我真的买了， 用来自卫，就放在车子仪表板旁的匣子里。有时我必须在半夜离开公寓去医院，知道吗？我和特芮那时还没结婚。房子、孩子、狗和所有的一切都归了我前妻，我和特芮住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时，像我说的那样，我会在半夜接到出诊电话，必须在凌晨两、三点钟赶到医院。停车场里一片漆黑，我还没走近车子就吓出一身冷汗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从灌木丛里窜出来或是从汽车后面给我一枪。我是说，这个人疯了，他完全有能力安装一个炸弹之类的东西。他没日没夜地打我的服务专线，说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他就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你们讲，真是太恐怖了。”
“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特芮说。
“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劳拉说，“可是他开枪自杀后到底怎样了？”
劳拉是个法律秘书。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好上了。她今年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彼此相爱外，我们相互欣赏并愿意在一起呆着。她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说，“他在屋里朝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有人听到枪响，报告给经理。他们用总钥匙打开房门，看到发生的事情，叫了救护车。他被送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医院里。他还活着，但已经不可救药了。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的头大了一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形，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了。特芮知道后想去陪他。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场。我认为她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我认为她根本就不该去见他，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谁吵赢了？”劳拉问。 “他死时我在他的房间里陪着他，”特芮说，“他再也没能醒过来，但我一直陪着他。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他非常危险，”梅尔说，“如果你把那叫***情。那就请便吧。”
“那是爱情，”特芮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那可能不太正常。可是他愿意为它而死，他确实为它死了。”
“我他妈说什么也不会称它为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没有人明白自己为何而死。我见过许多人自杀，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死。”
梅尔把手放在脖子后面， 椅背向后倾斜着。“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它就归你了。”
特芮说，“我们那时很害怕。梅尔甚至立了一份遗嘱，并写信给他在加州做过特种兵的弟弟，告诉他一旦发生不测好去找谁。”
特芮喝着杯子里的酒。“梅尔是对的——我们过得像逃犯一样，整天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梅尔，是不是呀，亲爱的？我甚至报过警，但警察也无能为力。他们说必须等艾德真的干了什么才能采取行动。那不是笑话吗？”特芮说。
她把最后一滴酒倒进杯里，晃了晃瓶子。梅尔起身到橱柜旁，从里面又拿出一瓶来。
“嗯， 尼克和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劳拉说，“我是说，对我俩而言。”她用膝盖碰了碰我的膝盖。“你该说点什么了，”劳拉说，把笑脸转向我。
作为回答，我拿起劳拉的手举到嘴边，很夸张地吻了一下。大家都被逗笑了。
“我们很幸运，”我说。
“你们两个家伙，”特芮说，“快别那样，真让我恶心。你们还在蜜月期， 看在老天的份上。你们还狂热着呢，真是的。等着瞧吧。你俩在一起多久了？有多久了？一年？一年多？”
“有一年半了，”劳拉笑着答道。脸上泛起红晕。
“哦，那么，”特芮说，“等着瞧吧。”
她端着酒杯一动不动地看着劳拉。
“我只是开个玩笑，”特芮说。
梅尔打开杜松子酒，围着桌子给大家倒酒。
“嘿，伙计们，”他说。“咱们干一杯。我建议大家干一杯。为爱情干杯，”梅尔说。
我们碰了碰杯。
“为爱情。”我们说。
后院里，一只狗叫了起来。窗前那棵白杨树的叶子轻声拍打着窗玻璃。下午的太阳好像进到屋里来了，光线充沛舒适。我们有了如临仙境的感觉。我们再次举起酒杯，冲着彼此咧嘴笑着，像是一群商量好要去干一件不让干的事情的孩子。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梅尔说。 “我是说，我会给你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作结论。”他又往杯子里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块冰和一片酸橙。我们一边呷着酒，一边等着他。劳拉和我又碰了碰膝盖，我把一只手放在她温暖的大腿上，再也没挪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