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如何拨千斤(2)

　　大法官弗兰克·弗特（Frank　Furter）后来说：法院“不是代表性机构，设立它们不是为了要它们很好地反映民主社会的意愿”。所以，“显而易见的错误”这一规则，就是要限制司法分支的涉足领域，使得它插手的事务截然不同于立法领域，只有这样，司法分支的插手才是有理由的。
　　   1958年，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Hand）在哈佛法学院的讲座里提出，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权是为了防止政府现有功能的失效（TheRule of SuccessfulOper a tionof the Ventureat  Hand）。他指出，在一个功能分立的政府里，必须有一个力量来保证各州政府、国会、总统等等在它们预定的功能范围里运作。法庭是最合适的力量，而且只有法庭适合担当这样的重任。
　　1959年，HerbertWechesler提出了中性原则（TheRuleoftheNeutral　Principle）。他说：司法程序的主要合宪性依据在于，它必须是严格地纯粹原则性的，得出裁决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分析和推理的基础上，这些分析和推理是超越于裁决所导致的立即后果的。
　　关于这个问题，在最高法院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却是所谓第四号注解，这要从洛克纳时代讲起。
 
　　三、洛克纳时代和第四号注解
　　最高法院的一个著名案例是1905年的洛克纳对纽约州（Lochnerv.New　York）一案。洛克纳是纽约的一个小面包坊主人。当时纽约州在进步运动推动下立法限制面包坊雇员的工作时间，这是一个普遍得人心的立法，可是洛克纳认为，这个立法侵犯了他的“合同自由”。而合同自由的概念是从宪法第14修正案中的“同等保护”条款引申出来的，所以这个立法侵犯了他的宪法第14修正案权利。他在被判罚款后上诉，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以三比二败诉，在联邦上诉法院以四比三败诉，最后在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胜诉，从而推翻了纽约州的关于最低劳动时数的立法。
　　在洛克纳一案以后，从1905年到1937年，最高法院依据相同的原则否决了一系列州的立法，比如最低工资法、限制童工法、银行法、保险法、交通业管理法等等。这一系列立法是在当时的进步运动中由于民众的强烈要求而产生的，到了实施阶段却被最高法院一一否决。罗斯福总统为恢复国民经济活力而提出的经济制度改革方案，即“罗斯福新政”，其一系列法案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而被迫停顿。在美国司法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洛克纳时代。
　　洛克纳时代被后世认为是最高法院没有严格局限于自己解释法律的功能范围之内，而过度参与了政策制定。大法官霍尔姆斯指出，这是最高法院偏向于政府功能的一个侧面而牺牲了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注重了自身的“反多数”的功能，而牺牲了民主政府之“多数统治”的功能。在洛克纳时代的几十年里，最高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当时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因此，洛克纳一案成为司法自制不足的典型。
　　可是，反过来说，最高法院如果一味服从立法和行政分支，不敢在司法复审中行使否决的特权，美国国父们用最高法院来制衡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初衷就落空了，因为到20世纪三十年代，立法和行政分支都已经实现普选，民主极大地扩展了，最高法院阻挡“多数暴政”的功能就凸现了出来。最高法院在怎样的分寸上把握“司法自制”？怎样做到既服从民主的理念，服从民众多数的意志，又保障所有人的民权，特别是少数和弱势人群的权利，防止“多数的暴政”？
　　1938年，最高法院终于形成了支持罗斯福新政的多数派。在合众国诉美洛林公司（UnitedStatev.CaroleneProducts　Co.）一案中，大法官哈兰·斯通（Harlan　Stone）在最高法院的裁决意见下面，发表了一个注解，这就是著名的第四号注解（FootnoteFour）。
　　这个案子本身类似于洛克纳一案，是一个有关经济管理法规的案件。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分支呼吁最高法院，改变洛克纳时代过度干预经济立法的做法，服从代表民众意志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斯通大法官同意他们对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的批评。他在注解中指出，在一般有关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立法案件中，司法自制应该是最高法院的规则，最高法院应该靠边站，让出活动场地，让立法分支来作出政策性的判断。但是，他接着指出，司法自制的原则有三个重要的例外，在这三个例外发生的时候，最高法院不仅不能退出和靠边，而且应该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这三个例外情况是：
　　第一，当立法看上去有可能违反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时候。最高法院对这样的立法要保持特别的警惕性。这一思想实际上再一次重复了传统的司法复审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立国初期联邦主义者的观点，也就是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阐述的，美国是一种宪政民主的共和国，而不是单纯的多数民主制度。独立的司法体制在保护少数免受“多数的暴政”方面，起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个人的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当一般立法和宪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宪法至上。
　　第二，当立法涉及政治过程，这种政治过程的改变有可能导致未来的不当立法的时候。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对那种会改变程序，改变程序中的游戏规则的立法，要保持特别的警惕性。这一思想实际上强调了民主是一种程序性的规范，法庭在保卫这种程序性规范中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保护民主的程序性规范，就是保护民主制度的多数政治过程的完整性。
　　第三，当立法涉及特殊的宗教、民族和种族的时候。法庭在保护少数和弱势人群的权利方面，有特别的责任，因为对少数和弱势人群的偏见，有可能严重地扼杀原来指望保护少数的政治过程的展开。这一标准指出了，对于多数派的政治过程，司法分支有可能作出例外的司法干预，从而对少数者的基本权利做出特殊的司法保护。
　　斯通大法官的第四号注解只有短短的三小节，分别提出了三个标准，或者说三条界线，从而划分了作为理想的民主的“多数的统治”和作为危险之邪恶的“多数的暴政”。在这三种例外没有发生的一般情况下，最高法院应该恪守“司法自制”，服从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而当这三种例外出现的时候，最高法院就要警惕，行使其解释法律的特权，根据宪法做出判断，必要时否决民选的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决策判断。
　　第四号注解的发表表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功能将产生一个深刻的转变，它的宪法审查重点对象，将从政府调节经济关系一类的法律，转向有关民权的法律，尤其是涉及个人基本宪法权利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在此以前，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的判决中几乎没有民权问题的法案，而从此以后，民权问题的法律问题占了最高法院判决的一半。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的所有深刻变化几乎都和这些判决有关。